90后励志奋斗日志：我是如何撬开北大校门的？
不要以为生命贫弱，那是你还不够努力
——我是如何撬开北大校门的？
作者：丁鹏
丁鹏简介：1991年出生，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研究会会员。北京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在读。在“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文学征文、中华校园诗歌节征文、全国大学生樱花诗歌赛、邯郸大学生诗歌节等比赛获奖。在《词刊》《中国诗歌》《民族文学》《作品》《诗选刊》《山东文学》《星河》《青春》《散文诗》《零》《青年文学家》等杂志发表。入选《盛开·90后新概念》《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21世纪诗歌精选》等选集。
以下是丁鹏自述的考研奋斗史：
我出生在东北农村，寒冬腊月，半夜两点，于一座年久失修的土房。土房有东西屋，每屋有南北炕，东西屋间是灶台。“隔着锅台上炕”说的就是这一格局。早前，土房里住着四户人家，四个灶台。但在我记忆里东屋只住着曾祖母、老叔祖孙二人。西屋只住着我的父母。
在大人的讲述里，幼年的我反应总是慢半拍，药整吞下去以后，面部才渐渐呈现痛苦状，叹一声“苦啊”！针都打完了，才扯着粗嗓子连哭带嚎。没错，幼年的我体弱多病。我记得常常去的那家儿童医院，为我诊治、扎针的金英爱大夫与她的护士女儿。
幼小时针扎在头上。大些了在脚上扎，怕男孩子乱动，医生在我脚底板绑一个扁平的药盒。再大些扎在手上，但还是用小针头，还是在手心固定一个药盒。后来就不绑药盒了，甚至换大针头了。扎之前护士会夸我血管粗，好扎。我觉得她是在为自己打气，当然我也庆幸自己“好扎”，免得多受皮肉之苦。我眼睁睁看着针头瞄准、扎进血管，红色的血液倒流，再被透明的药液推回去。
那年，我可以满地跑了。父母借钱在土房西一百米的地方盖了间小小的瓦房。直到现在，我家一直住在这里。盖房子时院子里堆了许多松木杆。我高兴地爬上爬下，扎了满手的松木刺。晚上，母亲用烧过的缝衣针为我挑埋进肉皮里的刺，有的怎么挑也挑不出来。
窗子是死的，夏天屋里闷得要死。父亲把玻璃取下两块来，换上纱布。下雨天雨就斜斜的落进屋里。炕上地下全是雨水。风很大，会把窗帘鼓起来，需要父亲和我压住，母亲擦炕上的水。房子外没有刮大白，红砖裸露着。冬天就很冷。风渗进来，刺骨地冷。炕又不好烧，只有炕头父亲睡的一小块地方有热乎气。母亲就在炕沿上方挂一道绳，垂一条被子，使头部不致被风吹到。当然我们也把头埋在被子里睡。被窝里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使我感到温暖。
从小到大家里从不买肉。即便过年。有一年，外祖母让二舅给我们送来过年的肉和钱。平日，饭桌上只有一盆白菜。母亲做小半碗辣椒油，夹一筷油涂在白菜片上，便是人间美味。有时母亲把葱叶腌在酱油里。或带我到地头挖野菜，婆婆丁是不常有的，常有的是一种刺菜，回来洗干净，蘸酱吃。叶子边缘有刺，会扎到嘴。母亲叫它“刺菜”，可别人叫它“鸭子食”。
有一年，我家种黄瓜，我要摘一根吃，母亲说，一根黄瓜两毛钱，用一根黄瓜的钱买一根冰棍吃多好。我觉得有道理。当然，母亲并没有给我钱买冰棍。
我们穿母亲从朋友家要来的旧衣裳。别人的旧衣裳却是我们的新衣裳。母亲会告诉我这件衣服或是这双鞋子买的时候一定很贵，我就不管它不合身，不管它旧，高高兴兴穿去学校。
我三四岁就会给大锅烧火。有一次，火蔓延出来，我扑不灭，只好去报告母亲。有一次，柴禾续得太满，火喷出来，烧掉了我的眉毛。夏天，我在地头拔草、喷花、浇水、摘菜。冬天，我跪在地上编草帘子，在光照上爬上爬下盖草帘子，在光照里干琐碎的活计，下雪就除雪。能干，是对村庄儿女最高的赞扬。随着年龄增长，我分担家里越来越多的劳动。
小学高年级，母亲骑自行车带我去金大夫家打针。我穿着小得不得体的衣服。金大夫的孙子，眼睛大大的，下巴尖尖的，有点像外星人。我进屋时他在看《神奇宝贝》。我兴致勃勃地一起看。看彩色电视机、穿漂亮的新衣服、玩雷速登玩具赛车，是我对城里孩子的全部想象。初中时，三姨家旧的黑白电视给我们，我家有了第一台电视机。
我就读的小学是一所村小。全校一百多学生，十几名教职员工。小时候课本和作文选常常提到“手拉手”活动。我盼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交到城里的小朋友。透过他们的眼睛看另一个世界，和他们通信，保持着友谊。然而，并没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弱小我偶尔被同学欺负，比如放学路上被男同学摔倒，男生女生都聚过来一起向我身上踢雪。比如路上积满雨水，高年级的同学故意跺脚使泥点溅满我的校服。现在想来大概是顽皮的小孩子在同我疯闹。只是我性格内向，所以感到屈辱。
我家有还不完的饥荒，父母有无法平息的争吵。我胆怯，在他们互相咒骂、厮打时既不敢动，也不敢发出一点声响。有一次，祖母问我，父母争吵时骂些什么话，我说父亲骂母亲“事逼”，母亲骂父亲“老驴逼”。祖母说，只要不骂老人就行。
八九岁，我学会偷家里的钱。一次次得手让我上瘾。开始是趁父母不在或睡着，偷翻他们口袋，抽出五块十块，去小卖店消费一番。一两次后父母即有所察觉，但他们的冷嘲热讽没能制止我。直到最后一次被母亲抓了现行，打了一顿。威胁要告老师，我才真的怕了。那一次，我生平第一次上学迟到。老师问我原因，我不会撒谎，照实说了，但是把结局改了一下，说我后来帮母亲找到了她弄丢的钱，证明了自己是清白的。老师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特意教育同学们不要拿父母的钱。
小学时常听同学谈论抽烟，比如怎样把烟吸进肺里再吐出来，怎样吐烟圈。回到家里，我翻出招待客人的香烟，抽出一根，点燃。抽了一口，呛得咳嗽。正好母亲从地里回来，我看见母亲，赶紧把烟扔到柜空里。母亲还是看见了或闻见了，揍了我一顿。因为我把烟扔柜空里有可能引发火宅，母亲想到这，又踢了我几脚。此后，我再不碰烟。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母亲常常打我。有时候无缘由地，也会掐我几下。我讨厌她掐我，不如揍我。因为被掐很疼，又很屈辱。我还讨厌她偷看我写的情书。我讨厌她笑的样子，她笑时同她哭泣时一样，情绪失控。
小学低年级我患上尿不尽，饭后至睡前，隔几分钟要去小便一次。如同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将巨石推向山顶，我也一次又一次试图排尽体内的的尿液。痛苦万分，疲惫已极。母亲总会给我买三金片。一次三片，我吃！吃！吃！就像我感冒，总会注射复方头孢。就像童年没有割除的扁桃体，总在我上火时发炎！没关系，打青霉素红霉素，我对任何药剂都不过敏。
高年级时，有一晚，在睡梦中，突然被父亲的大叫惊醒，打开灯，看见父亲四肢绷紧开始抽搐，脚一下一下地撞击墙壁，眼睛瞪得溜圆，口吐白沫。后来又吐出血——是咬破了舌头。母亲吓哭了，叫了几声“大伟”，匆忙披件衣服，赤脚跑到祖父家。那一晚，祖父来了，惊动了四邻，一些有年纪的长辈也来了。祖父掐父亲人中，试图唤醒父亲。半小时过后，父亲停止抽搐，闭上眼睛，呼呼大睡。
后来知道，父亲患了癫痫。村里人的说法，实病虚病都要治。“实病”要去医院治，父亲去了白求恩医院，开回来的药，吃了以后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呆滞，人际交往能力下降。后来又吃部队买回来的治羊癫疯的药，没有见效，又太昂贵，吃几个疗程就不再吃了。又在市里一家诊所接受电击治疗，被骗去几万块钱。现在，父亲每天吃“治颠灵”——一种“顶着药”，可延长犯病的周期，但不能去根。
“虚病”要找“大仙”或“半仙”看。他们或是农村远近闻名的巫婆，或是城市大隐隐于市的巫师。母亲本着“宁可信其有”的原则，通过各种渠道寻访他们，虔诚地拿出钱，供奉他们的香火，请他们做法，祛除父亲身上的邪病。我见过他们“做法”，先是念念有词，然后用一根烟或一碗酒引“仙儿”附他们体。之后就用“仙儿”的口吻为母亲答疑解惑，指点门道。母亲曾对巫医们深信不疑。然而沉重的经济负担并不能使母亲每月拿出一笔钱来祛除虚病。只有父亲又犯病了，母亲才惶惶不安地东凑西凑一些钱去请“大仙”们看看。
每天晚上，睡觉时，我和母亲神经都高度紧张，担心父亲犯病。父亲犯病时恐怖的样子使我们受到了惊吓。小学毕业，母亲出走，我就独自承受着这种担惊受怕。我家只有一铺炕，很小，我挨着父亲睡。父亲伸个懒腰或发出些声响，我都会紧张地打开灯，看看父亲是不是犯病了，看到他正安睡着，我才关了灯，安心地睡。父亲犯病的时候，恍如受到惊吓般的大叫会惊醒我，我赶紧下地，洗好毛巾，擦父亲吐出的白沫，看管父亲不使他咬到舌头，为父亲按摩抽搐的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