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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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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是在街上开始。

街戏

  傍晚时分,搭一程过江的车,去到汉口。随便在某一处下车,远远,听见高亢明亮的锣鼓声,是有人在演楚剧。

  多是小街,两边都是居民自己盖的房子,参差不齐,入冬家家户户都晾出腊鱼腊肉和一挂挂的香肠;夏天,男子们当街洗澡,浑身上下只有一条短裤,水龙头里的冷水劈头盖脸地冲。如果是大街,则往往在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门口,那里总有一大片空地,十分宽敞,穿堂风习习而来,石狮安静蹲坐,长发纷披。

  散淡夏夜,锣鼓催了又催,附近的爹爹婆婆端着小板凳陆陆续续出来了。我就远远地站在外围看――因为吝啬,不准备丢钱到饭盒里去,带着蹭戏的羞惭。戏班竖起两根旗杆,挂一串大灯泡,以标志舞台,画地为牢在这里有最明确的象征。旦角“咿呀”一声,一抬手,如燕之待飞,花袄花裤,都有补丁。她近了灯,我便看见上面万年不洗的垢,而她脸上正黑汗水流着。与她配戏的小生,往往是中年人,妆化得敷衍,遮不住也没准备遮住年纪,一把嗓子蛮粗,而她管自娇滴滴、滴滴娇着。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浪语油腔”,我是俗人,最爱听。

  戏外还有戏,旦角一下台,身体就挺直了,她拿一个大瓷缸喝水,咕咚咕咚地,也很敬业,用袖子挡一挡脸;等待上场的丑角岔开腿坐在长凳上,玩手机,大概是在发短消息,涂了白块的脸很专注。他们华美而破烂的衣服,浮在城市夜晚淡蓝的雾里,时空有奇怪的扭转。而观众若无其事,不在乎这打成一片。

  有时舞台旁边,会有一块黑板,写着剧目,《葛麻》《双怕妻》……我都不懂。而歌的歌,舞的舞,不因为我的无知,稍逊颜色。

  我没耐心,听一会儿就走,很少能看到全篇。印象深的,有一部讲恶婆婆的,儿媳洗好了衣服,去户外晾,“会给人偷”,在室内晾,“沾不到阳气”,最后恶婆婆让儿媳把衣服顶在头上跪在院子里晾。儿媳遂头顶破衣,苏三似跪在台中央,纹丝不动地唱着长篇大套。募地,来了一个男子,一手揭起她头上的破衣,这一刻,多么惊艳如同洞房,掀起你的盖头来――来者何人?是准备英雄救美吗?我正浮想联翩,原来那就是她的丈夫,恶婆婆的儿子。

  楚剧无非就是这样,说着家长里短、婆婆妈妈。它原名黄孝花鼓,起源于清道光年间,1926年得名楚剧,流行于湖北民间。它得了名,仿佛流打鬼被封了神,是一颗地煞星,抬了身价,却一直是地方小戏。评剧、豫剧、黄梅戏,都杀出重围,成为流行,楚剧却始终无此机缘。它因此不是艺术,没有那种端严的距离感。

  是的,楚剧不是艺术。如果艺术是指,我必须穿上美好的吊带裙,矜持地进入长安大戏院,端坐,优雅地在开始与结束时刻鼓掌――中间到底可不可以鼓掌?报纸上一会儿一个说法,我就像大部分可怜的观众一样,被弄糊涂了,在表演当中睡着。

  而艺术是否必须从肉身渡成神话,必须是“博大精深”与“霸王别姬”?可不可以,仅仅是俗世风景?

  我所看到的楚剧,永远是在街上,这么热闹这么认真,与卖鸭脖子的、炸面窝的、大声讨论家事的中年妇人一样,就是街市自己。之于武汉,楚剧是一城呼啦啦大叶子的法国梧桐,有泼生泼长的强悍生命力。

  我离开武汉后,就没看过楚剧。楚剧会灭亡吗?难说。老城正在大片大片地被拆除;中国人最烂熟的亲戚关系,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向小孩们解释起来很困难;恶婆婆们虽然是永恒的――不信请参阅搜狐婆媳论坛上那无穷无尽的“我的JP婆婆、公公、小姑子、小叔子……”等贴,但忍辱负重的好媳妇已经不多见了。

  有时我想,楚剧,不是不像一个委屈求全的小媳妇的,受尽命运的侮弄,而一言不发,也许有人会来揭开她头上的破布,也许,永远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