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白》想告诉我们什么？

导语：清澈镜头、抒情音乐、纯净无垢的喧闹、微笑以及干净的校服，这是我对电影的第一印象。唯美的慢放，美丽的幻想，天空大片云朵飘过的延时，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两小时的MV。大概这是日本残酷青春电影最典型的特征——美与丑的并存，温柔与尖锐的同行，轻快与痛苦的相伴，用最浪漫的色调与音乐让人看到最残忍最悲哀的画面。这样的反差大概最讽刺吧。

《告白》这部影片，我认为从创作意图上来讲，并非是为了反映任何现实问题，既不是日本社会<少年法>对少年凶手的过度保护，也不是校园暴力的恃强凌弱。理由在于，这部影片的表现形式是非常“超现实”和“形式化”的：低饱和的色彩，高反差的光影，抽帧和慢镜头的交叠，不时穿插的闪回和空镜，以及一些鸟瞰等摄影角度，这一切反现实拍摄手法都在传递一个信号——这并非是一部“现实主义影片”，而是一部“形式主义影片”，是导演有意夸张过的，设计出来的，极端情境之下的思考，因此我也着力于在这个语境之下去解读，也就是抛开一切原本固有的是非善恶观，去追随创作者的思路，看看这部影片究竟追问了什么，又到底是想表达什么。

从整体故事框架来看，这是一部非典型的复仇电影，通常复仇电影的主题分为“暴力主题”（宣扬以暴制暴，如昆汀的电影）或“反暴力主题”（反暴力，如<老男孩>等），这两种相反的主题并无对错可言，仅仅是不同情境之下的不同艺术表达立场。为什么说它非典型，是因为《告白》这部影片是一种双重语境，即故事中的角色（森口悠子）是以“以暴制暴”为立场进行复仇作为故事主线，而影片本身却试图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进行“追问”——也就是讨论，社会暴力，校园暴力等种种一切暴力的根源在哪里？如何遏制和根除？如何又能够化解暴力？依靠社会的包容和鼓励有用吗？复仇有意义吗？恐怕这一系列问题并不是简单的给凶手贴一个“是非善恶”的标签能够给出答案的，也不是简单的说是否应该去“复仇”就能梳理清楚的，本文会就影片本身来一一给出结论。

《告白》这部影片之所以建立少年凶手可以被<少年法>保护的这个故事前提，实际上我认为就是想要建立一种不被法律所威慑的脱离社会的环境去讨论受害者可能会如何面对施暴者，以及会产生怎样的心理变化，片中这个班级就是一个微型社会的雏形，所有人都可以被认为是成年人，因此这部影片本身可以说和法律话题并没有太大关系，仅仅是一种单纯对人性层面冷静的追问：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班级），强者欺凌弱者，弱者必然会欺凌更弱者，而当我们再将这个社会缩小到一个家庭的范围内，恐怕情况要更加极端和复杂化了，家庭更是一个法律触及不到的隐蔽角落，家庭当中同样存在恃强凌弱的残酷食物链，在这个食物链当中同样存在施暴者和受害者，而家庭当中，强者欺凌弱者，弱者将何以自处？

内心脆弱的人会去伤害更加弱小的人，被伤害的人是忍受呢，还是只能选择死亡？不，你们大家所生活在的，并不是那么狭小的世界，若是现在所处的环境让你痛苦，到别的地方避难，也未尝不可。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稍后给出答案。下面梳理影片线索：

影片在森口悠子告白的很短时间内就将故事主线交代清楚了，在这个段落当中悠子说道:我给自己的规定只有两条，不对学生直呼其名，并尽可能地和学生站在平等的位置，慎重地说话。至于想和老师像朋友一样随便闲聊，什么问题都能找老师商量，期待这种校园剧般沟通交流的人来说，我会显得很冷淡吧。

从这个告白段落当中可以了解到，悠子是非常懂得把握分寸和尺度的人，尤其是和未成年人的相处当中，注意“平等”两个字，其实也包含了“尊重”的含义，她深谙教育当中的人际相处之道，因此可以认为悠子的复仇计划完全是建立在对两位少年凶手“情感”和“尊严”两方面的摧毁上，而其实她也知道，她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在两位少年凶手通往地狱的门前顺势而为，在此之前两位少年凶手已经在家人的协助下将这条路基本快要走到头了，悠子做的不过是推波助澜，临门一脚而已。

我们在后半段的四个角色（直树，直树母亲，美月，修哉）的告白中，可以了解到直树和修哉分别被设计来自于两个非常畸形的家庭关系当中，直树在家中极度受重视（溺爱），而修哉则极度被冷落（且粗暴严厉)的家庭环境，因此当习惯于被呵护和保护的直树在面对学校中相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棘手的环境时，他很难适应，任何一点挫折和伤害都足以将他伤害甚至摧毁，当初决定对悠子女儿痛下杀手，原因就来源于被修哉漠视的一句话而已。而在悠子事件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迎来排山倒海的歧视和嘲弄，最终选择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继续依从在原生家庭被培养起来的生存模式，再也无法面对更大更复杂的生活环境，继而崩溃。

可以认为直树被母亲培养成了一个长不大的任性和骄纵的幼儿，然而，在直树的家庭情感关系当中，却还有一个比他身份更加低微的人，就是直树的母亲，她就是直树悲剧的始作俑者，可以认为直树母亲对直树的过度保护下的宠溺最终导致她将自己置身于了家庭情感博弈的食物链最底端，当直树面对来自于外界的种种恐惧无处躲避的时候，最终直树的母亲成了自己一手酿成的惨剧的牺牲品，简言之——直树的家庭悲剧来自于“不平等”。

而修哉则相反，他来自于一个极度受冷落的家庭当中，被母亲的不断否定使他一直在渴望得到母亲的认可，不惜早早抛开了少年本该有的童真和快乐，一直在扮演一个坚强的大人，始终处于企图扭转这种不受重视的心理困境，因此他采取的方式就是努力学习和扮演成熟坚强的行为模式来吸引他人的关注，即而让自己母亲重新关爱和尊重自己。他努力学习，搞各种发明，仅仅是希望再次获得母亲的关爱和重视，可以认为在修哉的家庭中，他就是处于最底端的那个替罪羊。而在修哉的母子关系当中，这个施暴者正是修哉的母亲，但修哉作为儿子天然的生存属性并不允许自己仇视母亲，因此产生了一种企图扭转自己的行为模式和责怪自己以期讨好母亲的这种感情，没错，正是斯德哥尔摩情节，修哉的家庭悲剧同样也是来自于“不平等”。

我们可以将直树和修哉两人来做一个对比——

直树:住在家庭二楼(高处)，被过分宠溺，性格任性，骄纵，天真，脆弱，倾向于“继续依从”原生家庭关系，对外界极度恐惧，最终把屠刀伸向家里最弱小的那个人——自己的母亲。

修哉:活动空间是地下室(低处)，被漠视和严厉粗暴对待最后抛弃，性格冷静，残忍，复杂，自卑，倾向于“企图扭转“原生家庭关系，对母亲极度恐惧(却表现为对母爱的渴望)，最终选择伤害家庭之外那些无辜的人——炸掉学校，伤害那些无辜的老师和同学。

这正是影片真正要追问的核心问题的答案——在极端情况下，弱者要么死，要么转而去摧残家庭之外的更弱者，要么，和家庭之外的更弱者一起死。但其实，原本他们是可以逃离的，不是吗？

毫无疑问，这两个家庭都是非常畸形的，因为这种家庭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平等”。

社会当中的人与人固然需要“平等”，老师和学生需要“平等”，父母和子女同样也需要“平等”，甚至可以说，正是家庭关系当中的“不平等”，延伸到了学校和社会，家庭关系正是一切人际交往关系的根源，试问一个孩子，在与自己相处多年的父母面前，始终处于一种互相欺凌的人际关系之下，请问TA在踏入学校和社会之后，短时间之内够扭转这种意识形态吗？恐怕只会带来更加严重和可怕的后果，而《告白》这部影片，只是将这个过程简化成一个故事，再以一种夸张和极端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已。

在悠子的复仇计划当中，用含有HIV的牛奶这种骗局来摧毁直树和修哉的意志，直树很快就中招了，认为自己肮脏不堪，自暴自弃。修哉也在学校备受歧视的环境下一步步走向深渊，在家庭中恐怕更加百试不爽，因为悠子知道，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决定了TA是谁，这个认知都是从外界来获得，在人格形成的初期，父母对子女的认知决定了他的“自我认知”，然后不出意外的话则会贯穿他的一生，成为始终难以打破的闭环，就像直树和修哉一样，他们即使在<少年法>的保护之下得以脱罪，也依然无法脱离原生家庭带来的“自我认知”，这种难以摆脱的自卑和任性，这种对自己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难以脱离。

社会的宽容和鼓励能否化解暴力？很显然影片中的两位少年凶手在新老师维特的热心帮助北原美乐的陪伴下并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反而助长和加剧暴力行为，适得其反，至少从直树当时的情况下来说，脱离那种心理困境（恐惧）的办法应该是远离造成当时困境的一切人和事，因为在直树心里可怕的不是家，而是“学校”，从学校来的老师和同学来访都会将直树带回曾经的心理困境当中，这样是让他没办法脱离的，当然直树的问题根源还是在与母亲的过度宠溺，只是问题在学校中爆发了而已。而修哉当时的情况，如果母亲回到身边，一个赞许的眼神，一句鼓励的话，或许还有机会挽回。

我们可以认为，一切暴力，其本质都是来自于恐惧，和因恐惧的无处宣泄而产生的自我仇恨，以及由此带来的痛苦。每一个施暴者都曾经是受害者，然后毫无疑问地，在某种契机之下再次成为施暴者。从家庭这个更加微缩的小社会当中，当施暴者在受害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便会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因此很多亲子关系之所以是畸形的，正式是因为他会都将对自己的仇恨和歧视宣泄（投射）在了那些和自己最相似的人(子女)身上，然后一代一代地循环往复。

起码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认同性恶论，我认为所有的罪恶都是后天习得，而滋生痛苦的温床，就是一个畸形的家庭关系，我认为影片的立场也是如此。在影片结尾，悠子对修哉说了一段很值得玩味的台词：从今天开始，才是你重新做人的第一步，末了又说，开个玩笑。

正影片借悠子之口表达出：若要根除暴力（以及暴力的根源:痛苦），唯有让施暴者彻底脱离原生家庭，这里指心理上的脱离，也就是让他断却了想要“扭转”或“继续依从”原生家庭人际关系的一切想法，但基本上只有父母死了才有可能，因此影片非常极端且戏剧化地设计为两位少年凶手杀死母亲，我大胆猜测为，其意图在于想表达对两位少年凶手的一种救赎的可能性，当然这仅仅是影片在超现实的表现形式下做出的一种黑色童话式比喻而已，并非真的鼓励谁去这么做。悠子为什么又说，开个玩笑？我想是因为，即使两位少年凶手的心理问题的始作俑者虽然已经不在，但问题却也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化解的，最大的可能性还是伴随二人度过余生。

复仇有没有用？就本片而言，这是不太重要的一个问题，本片只是借用了一个复仇的故事框架，实际主题和复仇并不相关，但还是要说，至少在该片这种完全脱离现实的叙事框架下，悠子充满恶意的复仇，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拯救了两位少年凶手，当然只能把这部影片当做黑色童话和寓言故事来理解，现实世界并不是这样的。

（特别说明：在现实情况下，复仇帮不了任何人，“以直抱怨”不等于“复仇”，另外，谋杀了父母几乎会摧毁一个正常人的全部意志，切莫将这部极端戏剧化的影片作为人生信条，因为这部影片本身就是一出黑暗残酷又极度夸张化的悲剧式童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