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励志语录 > 经典语录 > 杨绛:顺姐的“自由恋爱”

杨绛:顺姐的“自由恋爱”

推荐人: 来源: 时间: 2012-02-24 阅读: 1.83W 次

杨绛:顺姐的“自由恋爱”

那天恰是春光明媚的好天气,我在卧房窗前伏案工作。顺姐在屋里拖地,墩布作在地下,她倚着把儿,一心要引诱我和她说话。

“太太”(她很固执,定要把这个过时的尊称强加于我),“你今晚去吃喜酒吗?”

我说:“没请我。”

“新娘子已经来了,你没看见吗?”

“没看。”

“新郎五十,新娘子才十九!”

我说:“不,新郎四十九。”我还是埋头工作。

顺姐叹息一声,没头没脑地说:“新娘子就和我一样呢!”

我不禁停下笔,抬头看着她发愣。人家是年轻漂亮、华衣美服的风流人物,顺姐却是个衣衫褴褛、四十来岁的粗胖女佣,怎么“一样”呢?

顺姐看出她已经引起我的兴趣,先拖了几下地,缓缓说:

“我现在也觉悟了呢!就是贪享受呢!”(顺姐的乡音:“呢”字用得特多。)我认为顺姐是最勤劳、最肯吃苦的人。重活儿、脏活儿她都干,每天在三个人家帮佣,一人兼挑几人的担子。她享受什么?

顺姐曾告诉我,她家有个“姐姐”。不久我从她的话里发现:她和“姐姐”共有一个丈夫,丈夫已去世。“姐姐”想必是“大老婆”的美称。随后我又知道,她夫家是大地主——她家乡最大的地主。据她告诉我,她是随她妈妈逃荒要饭跑进那个城市的。我不免诧怪:“‘姐姐’思想解放,和顺姐姐妹相称了?”可是我后来渐渐明白了,所谓“姐姐”,只是顺姐对我捏造的称呼,她才不敢当面称“姐姐”。

我说:“你怎么贪享受啊?”

她答非所问,只是继续说她自己的话:

“我自己愿意的呢!我们是自由恋爱呢!”

我忍不住要笑。我诧异说:“你们怎么自由恋爱呢?”我心想,一个地主少爷,一个逃荒要饭的,哪会有机会“自由恋爱”?

她低头拖几下地,停下说:

“是我自己愿意的呢。我家里人都反对呢。我哥哥、我妈妈都反对。我是早就有了人家的,可是我不愿意——”

“你定过亲?怎么样的一个人?”

“就那么个人呢。我不愿意,我是自由恋爱的。”

“你怎么自由恋爱呢?”我想不明白。

“嗯,我们是自由恋爱的。”她好像怕我不信,加劲肯定一句。

“你们又不在一个地方。”

“在一块儿呢!”她立即回答。

我想了一想,明白了,她准是在地主家当丫头的。我没有再问,只觉得很可笑:既说“贪享受”,又说什么“自由恋爱”。

我认识顺姐,恰像小孩子玩“拼板”:把一幅图板割裂出来的大小碎片凑拼成原先的图西。零星的图片包括她自己的倾诉,我历次和她的问答,旁人的传说和她偶然的吐露。我由这一天的谈话,第一次拼凑出一小部分图面。

她初来我家,是我们搬到干面胡同那年的冬天。寒风凛冽的清早,她拿着个隔宿的冷馒头,顶着风边走边吃。这是她的早饭。午饭也是一个干冷的馒头,她边走边吃,到第二家去,专为这家病人洗屎裤子,因为这家女佣不肯干这事。然后她又到第三家去干一下午活儿,直到做完晚饭,洗过碗,才回自己家吃饭。我问她晚上吃什么。她说“吃饭吃菜”。什么菜呢?荤的素的都有,听来很丰盛。

“等着你回家吃吗?”

她含糊其辞。经我追问,她说回家很晚,家里已经吃过晚饭了。

“给你留着菜吗?”

她又含含糊糊。我料想留给她的,只是残羹冷炙和剩饭了。

我看不过她冷风里啃个干馒头当早饭。我家现成有多余的粥、饭、菜肴和汤汤水水,我叫她烤热了馒头,吃煮热的汤菜粥饭。中午就让她吃了饭走。这是她和我交情的开始。她原先每星期的上午分别在几家做,逐渐把每个上午都归并到我家来。

她家人口不少。“姐姐”有个独生女,最高学府毕业,右派分子,因不肯下乡改造,脱离了岗位。这位大小姐新近离婚,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归她抚养,离异的丈夫每月给赡养费。顺姐自己有个儿子已高中毕业,在工厂工作;大女儿在文工团,小女儿在上学。

我问顺姐:“你‘姐姐’早饭也吃个馒头吗?”

“不,她喝牛奶。”

“白牛奶。”

“加糖。”

“还吃什么呢?”

“高级点心。”

那时候还在“三年困难”期间,这些东西都不易得。我又问别人吃什么,顺姐支吾其辞,可是早饭、午饭各啃一个冷馒头的,显然只顺姐一人。

“你的钱都交给‘姐姐’?”

“我还债呢,我看病花了不少钱呢。”

我当时没问她生什么病,只说:“她们都不干活儿吗?”

她又含含糊糊,只说:“也干。”

有一天,她忽从最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破烂的银行存折给我看,得意地说:

“我自己存的钱呢!”

我一看存折是“零存零取”,结余的钱不足三元。她使我想起故事里的“小癫子”把私房钱藏在嘴里,可惜存折不能含在嘴里。

我说:“你这存折磨得字都看不清了,还是让我给你藏着吧。”

她大为高兴,把存折交我保管。她说,她只管家里的房租、水电、煤火,还有每天买菜的开销;多余的该是她的钱。她并不花钱买吃的,她只想攒点儿钱,梦想有朝一日攒得一笔钱,她就是自己的主人了。我因此为她加了工资,又把过节钱或大热天的双倍工资等,都让她存上。她另开了一个“零存整取”的存单。

每逢过节,她照例要求给假一天。我说:“你就在我家过节不行吗?”她又大为高兴,就在我家过节,还叫自己的两个女儿来向我拜节。她们俩长得都不错,很斯文,有点拘谨,也带点矜持。顺姐常夸她大女儿刻苦练功,又笑她小女儿“虚荣呢”。我给顺姐几只半旧的手提包,小女儿看中一只有肩带的,挂在身上当装饰。我注意到顺姐有一口整齐的好牙齿,两颊两笑涡,一对耳朵肥厚伏贴,不过鼻子太尖瘦,眼睛大昏浊,而且眼睛是横的。人眼当然是横生的,不知为什么她的眼睛叫人觉得是横的,我也说不明白。她的大女儿身材苗条,面貌秀丽;小女儿是娇滴滴的,都有一口好牙齿。小女儿更像妈妈;眼神很清,却也横。

顺姐常说我喝水太多,人都喝胖了。

我笑问:“你胖还是我胖?”

她说:“当然你胖啊!”

我的大棉袄罩衣,只能作她的紧身衬衣。我瞧她裤子单薄,给了她一条我嫌太大的厚毛裤,她却伸不进腿去,只好拆了重结。我笑着拉了她并立在大镜子前面,问她谁胖。她惊奇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好像从未见过这种发胖的女人。我自从见了她的女儿,才悟到她心目中的自己,还像十几岁小姑娘时代那么苗条、那么娇小呢。

我为她攒的钱渐渐积到一百元。顺姐第一次见到我的三姐姐和七妹妹,第一句话都是“太太给我攒了一百块钱呢!”说是我为她攒的也对,因为都是额外多给的。她名义上的工资照例全交给“姐姐”。她的存款逐渐增长,二百,三百,快到四百了,她家的大小姐突然光临,很不客气,岸然进来,问:

“我们的顺姐在你家做吧?”

她相貌端庄,已是稍为发福的中年人了,虽然家常打扮,看得出她年轻时准比顺姐的大女儿还美。我请她进来,问她有什么事。

她傲然在沙发上一坐,问我:“她每月工钱多少?”

我说:“你问她自己嘛。”

“我问她了,她不肯说。”她口齿清楚斩截。

我说:“那么,我没有义务向你报告,你也没有权利来调查我呀。”

她很无礼地说:“唷!你们倒是相处得很好啊!”

我说:“她工作好,我很满意”。

她瞪着我,我也瞪着她。她坐了一会儿,只好告辞。

这位大小姐,和顺姐的大女儿长得比较相像。我因此猜想:她们的爸爸准是个文秀的少爷。顺姐年轻时准也是个玲珑的小丫头。

据顺姐先后流露,这位大小姐最利害,最会折磨人。顺姐的“姐姐”曾给她儿子几件新衬衫。大小姐想起这事,半夜三更立逼顺姐开箱子找出来退还她。顺姐常说,她干活儿不怕累,只求晚上睡个好觉。可是她总不得睡。这位大小姐中午睡大觉,自己睡足了,晚上就折腾顺姐,叫她不得安宁。顺姐睡在她家堆放箱笼什物的小屋里。大小姐随时出出进进,开亮了电灯,翻箱倒柜。据同住一院的邻居传出来,这位小姐经常半夜里罚顺姐下跪、打她耳光。我料想大小姐来我家凋查顺姐工资的那天晚上,顺姐准罚跪并吃了耳光。可是她没有告诉我。

顺姐常强调自己来北京之前,在家乡劳动多年,已经脱掉地主的帽子。据她后来告诉我,全国解放时,她家大小姐在北京上大学,立即把她妈妈接到北京(她就是个逃亡地主婆)。她丈夫没有被镇压,只是拘捕入狱,死在监牢里了。顺姐顶缸做了地主婆。当时她的小女儿出生不久,她就下地劳动,得了子宫高度下垂症。这就是她治病花了不少钱的缘故。她虽然动了手术,并没有除净病根。顺姐不懂生理学,只求干脆割除病根,就可以轻轻松松干活儿,她还得了静脉曲张的病,当时也没理会,以为只需把曲曲弯弯的筋全部抽掉就行。

我常夸顺姐干活勤快利索,可当劳模。她叹气说,她和一个寡妇亲戚都可以当上劳模,只要她们肯改嫁。她们俩都不肯。想娶顺姐的恰巧是管她劳动的干部,因为她拒绝,故意刁难她,分配她干最重的活儿,她总算都顶过来了。我问她当时多少年纪。她才三十岁。

她称丈夫为“他”,有时怕我不明白,称“他们爹”或“老头子”。她也许为“他”开脱地主之罪,也许为了卖弄“他”的学问,几次对我说,“他开学校,他是校长呢!”又说,她的“公公”对待下人顶厚道,就只“老太婆”利害。(顺姐和我逐渐熟了,有时不称“姐姐”,干脆称“老太婆”或“老婆子”。)这位太太是名门之女,有个亲妹妹在英国留学,一直没有回国。

有一天,顺姐忽来向我报喜,她的大女儿转正了,穿上军装了,也升了级,加了工资。我向她贺喜,她却气得淌眼抹泪。

“一家人都早已知道了,只瞒我一个呢!”

她的子女,一出世就由大太太抱去抚养:孩子只认大太太为“妈妈”,顺姐称为“幺幺”(读如“夭”),连姨娘都不是。他们心上怎会有什么“幺幺”啊!

不久后,她告诉我,她家大小姐倒运了,那离了婚的丈夫犯下错误,降了级,工资减少了,判定的赡养费也相应打了折扣。大小姐没好气,顺姐难免多受折磨。有一天,她满面忧虑,又对我说起还债,还给我看一份法院的判决书和一份原告的状子。原来她家大小姐向法院告了一状,说自己现在经济困难,她的弟弟妹妹都由她抚育成人,如今二人都已工作,该每月各出一半工资,偿还她抚养的费用。这位小姐笔头很健,状子写得头头是道。还说自己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如何处处受压。法院判令弟妹每月各将工资之半,津贴姐姐的生活。我仔细看了法院的判决和原告的状子,真想不到会有这等奇事。我问顺姐:

“你的孩子是她抚养的吗?”

顺姐说,大小姐当大学生时期,每年要花家里多少多少钱;毕业后以至结婚后,月月要家里贴多少多少钱,她哪里抚养过弟弟妹妹呢!她家的钱,她弟弟妹妹就没份吗?至于顺姐欠的债,确是欠了。她顶缸当地主婆,劳累过度,得了一身病;等到脱掉地主的帽子,她已经病得很厉害,当时丈夫已经去世,她带了小女儿,投奔太太和大小姐。她们把她送进医院,动了一个不小的手术,花了不少钱——这就是她欠的债,天天在偿还。

顺姐叙事交代不清,代名词所指不明,事情发生的先后也没个次序,得耐心听,还得费很多时间。经我提纲挚领地盘问,知道她在地主家当丫头时,十四岁就怀孕了。地主家承认她怀的是他们家的子息,拿出三十元给顺姐的男家退婚,又出三十元给顺姐的妈,把她买下来。顺姐是个“没工钱、白吃饭的”。她为主人家生儿育女,贴身伺候主人主妇,也下地劳动。主人家从没给过工资,也没有节赏,也没有月例钱,只为她做过一身绨料的衣裤。(这大约是生了儿子以后吧?)她吃饭不和主人同桌,只站在桌旁伺候,添汤添饭,热天还打扇。她是个三十元卖掉终身的女奴。我算算她历年该得的最低工资,治病的费用即使还大几倍,还债还绰有余裕。她一天帮三家,赚的钱(除了我为她存的私房)全供家用开销。抚育她儿女的,不是她,倒是她家的大小姐吗?

看来,大小姐准料定顺姐有私蓄,要逼她吐出来;叫她眼看儿女还债,少不得多拿出些钱来补贴儿女。顺姐愁的是,二经法院判决,有案可稽,她的子女也就像她一样,老得还债了。

我问顺姐,“你说的事都有凭有据吗?”

她说:“都有呢。”大小姐到手的一注注款子,何年何月,什么名目,她历历如数家珍。

我说:“顺姐,我给你写个状子,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怎么样?我也能写状子。”

她快活得像翻译文章里常说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按她的意思替她上诉。我摆出大量事实,都证据确凿,一目了然。摆出了这些事实,道理不讲自明。中级法院驳回大小姐的原诉,判定顺姐的子女没有义务还债;但如果出于友爱,不妨酌量对他们的姐姐给些帮助。

我看了中级法院的判决,十分惬意,觉得吐了一口气。可是顺姐并不喜形于色。我后来猜想:顺姐为这事,一定给大小姐罚跪,吃了狠狠的一顿嘴巴子呢。而且她的子女并不感谢她。他们自愿每月贴大姐一半工资。

我设身处地,也能体会那位大小姐的恚恨,也能替她暗暗咒骂顺姐:“我们好好一个家!偏有你这个死不要脸的贱丫头,眼睛横呀横的,扁着身于挤进我们家来。你算挣气,会生儿子!我妈妈在封建压力下,把你的子女当亲生的一般抚养,你还不心足?财产原该是我的,现在反正大家都没有了,你倒把陈年宿帐记得清楚?”

不记得哪个节日,顺姐的儿女到我家来了。我指着顺姐问他们:“她是你们的生身妈妈,你们知道不知道?”

他们愕然。他们说不知道。能不知道吗?我不能理解。但他们不知道,顺姐当然不敢自己说啊。

顺姐以后曾说,要不是我当面说明,她的子女不会认她做妈。可思顺姐仍然是个“幺幺”。直到文化大革命,顺姐一家(除了她的一子二女)全给赶回家乡,顺姐的“姐姐”去世,顺姐九死一生又回北京,她的子女才改口称“妈妈”。不过这是后话了。

顺姐日夜劳累,又不得睡觉,腿上屈曲的静脉胀得疼痛,不能站立。我叫她上协和医院理疗,果然有效。顺姐觉得我花了冤钱,重活儿又不是我家给她干的。所以我越叫她休息,她越要卖命。结果,原来需要的一两个疗程延伸到两三个疗程才见效。我说理疗当和休息结合,她怎么也听不进。

接下就来了“文化大革命”。院子里一个“极左大娘”叫顺姐写我的大字报。顺姐说:写别的太太,都可以,就这个太太她不能写。她举出种种原因,“极左大娘”也无可奈何。我陪斗给剃了半个光头(所谓阴阳头),“极左大娘”高兴得对我们邻居的阿姨说:“你们对门的美人子,成了秃瓢儿了!公母俩一对秃瓢儿!”那位阿姨和我也有交情,就回答说:“这个年头儿,谁都不知道自己怎样呢!”顺姐把这话传给我听,安慰我说:“到这时候,你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不过,还是好人多呢。”我常记着她这句话。

红卫兵开始只剪短了我的头发。顺姐为我修齐头发,用爽身粉掸去头发楂子,一面在我后颈和肩背上轻轻摩挲,摩挲着自言自语:

“‘他’用的就是这种爽身粉呢。蓝腰牌,就是这个牌子呢。”

大约她闻到了这种爽身粉的香,不由得想起死去的丈夫,忘了自己摩挲的是我的皮肉了。我当时虽然没有心情喜笑,却不禁暗暗好笑,又不忍笑她。从前听她自称“我们是自由恋爱”,觉得滑稽,这时我只有怜悯和同情了。

红卫兵要到她家去“造反”,同院住户都教她控诉她家的大小姐。顺姐事先对我说:“赶下乡去劳动我不怕,我倒是喜欢在地里劳动。我就怕和大小姐在一块儿。”那位大小姐口才很好,红卫兵去造反,她出来侃侃而谈,把顺姐一把拖下水。结果,大小姐和她的子女、她的妈妈,连同顺姐,一齐给赶回家乡。顺姐没有控诉大小姐,也没为自己辩白一句。

“文革”初期,我自忖难免成为牛鬼蛇神,乘早把顺姐的银行存单交还她自己保管。她已有七百多元存款。我教她藏在身边,别给家人知道,存单的帐号我已替她记下,存单丢失也不怕,不过她至少得告知自己的儿子(她儿子忠厚可靠,和顺姐长得最像)。我下干校前曾偷偷到她家去探看,同院的人说“全家都给轰走了”。我和顺姐失去了联系。

有一天,我在街上走,忽有个女孩子从我后面窜出来,叫一声“钱姨妈”。我回脸一看,原来是顺姐的小女儿,她毕业后没升学,分配在工厂工作。据说,他们兄妹三况都在工作的单位寄宿。我问起她家的人,说是在乡下。她没给我留个地址就走了。

我从干校回京,顺姐的两个女儿忽来看我,流泪说:她们的妈病得要死了,“那个妈妈”已经去世,大姐跑得不知去向了。那时,他们兄妹三个都已结婚。我建议她们姐妹下乡去看看(因为她们比哥哥容易请假),如有可能,把她们的妈接回北京治病。她们回去和自己的丈夫、哥嫂等商量,三家凑了钱(我也搭一份),由她们姐妹买了许多赠送乡村干部的礼品,回乡探母。不久,她们竟把顺姐接了出来。顺姐头发全都灰白了,两目无光,横都不横了,路也不能走,由子女用自行车推着到我家。她当着儿女们没多说话。我到她住处去看她,当时家里没别人,经我盘问,才知道她在乡间的详细情况。

大小姐一到乡间,就告诉村干部顺姐有很多钱。顺姐只好拿出钱来,盖了一所房子,置买了家具和生活必需品,又分得一块地,顺姐下地劳动,养活家里人。没多久,“姐姐”投水自尽了,大小姐逃跑几次,抓回来又溜走,最后她带着女儿跑了,在各地流窜,撩下个儿子给顺姐带。顺姐干惯农活,交了公粮,还有余裕,日子过得不错。只是她旧病复发,子宫快要脱落,非医治不可。这次她能回京固然靠了礼品,她两个女儿也表现特好。虽然从没下过乡,居然下地去劳动。顺姐把房子连同家具半送半卖给生产队,把大小姐的儿子带回北京送还他父亲。村干部出一纸证明,表扬顺姐劳动积极,乐于助人等等。

顺姐在乡间重逢自己的哥哥。哥哥诧怪说:“我们都翻了身,你怎么倒翻下去了呢?”村干部也承认当初把她错划了阶级,因为她并非小老婆,只是个丫头,当地人都知道的。这个地主家有一名轿夫、一名厨子还活着,都可作证。“文革”中,顺姐的大女儿因出身不好,已退伍转业。儿子由同一缘故,未得申请入党。儿女们都要为妈妈要求纠正错划,然后才能把她的户口迁回北京。

他们中间有“笔杆子”,写了申请书请我过目。他们笔下的顺姐,简直就是电影里的“白毛女”。顺姐对此没发表意见。我当然也没有意见。他们为了纠正错划的阶级,在北京原住处的居委和乡村干部两方双管齐下,送了不少“人事”。儿子女儿还特地回乡一次。但事情老拖着。村干部说:“没有问题,只待外调,不过一时还没有机会。”北京街道上那位大娘满口答应,说只需到派出所一谈就妥。我怀疑两方都是受了礼物,空口敷衍。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事情还是拖延着。街道上那位大娘给人揭发了受贿的劣迹;我也看到村里一个不知什么职位的干部写信要这要那。顺姐进医院动了手术,病愈又在我家干活。她白花了两三年来攒下的钱,仍然是个没户口的“黑人”。每逢节日,街道查户口,她只好闻风躲避。她叹气说:“人家过节快活,就我苦,像个没处藏身的逃犯。”

那时候我们住一间办公室,顺姐住她儿子家,每天到我家干活,早来晚归。她一天早上跑来,面无人色,好像刚见了讨命鬼似的。原来她在火车站附近看见了她家的大小姐。我安慰她说,不要紧,北京地方大,不会再碰见。可是大小姐晚上竟找到她弟弟家里,揪住顺姐和她吵闹,怪她卖掉了乡间的房子家具。她自己虽是“黑人”,却毫无顾忌地向派出所去告顺姐,要找她还帐。派出所就到顺姐儿子家去找她。顺姐是积威之下,见了大小姐的影子都害怕的。派出所又是她逃避都来不及的机关。可是逼到这个地步,她也直起腰板子来自卫了。乡间的房子是她花钱造的,家具什物是她置备的,“老太婆”的遗产她分文未取,因为“剥削来的财物她不要”。顺姐虽然钝口笨舌,只为理直气壮,说话有力。她多次到派出所去和大小姐对质,博得了派出所同志的了解和同情。顺姐转祸为福,“黑人”从此出了官,也就不再急于恢复户籍了。反正她在我们家,足有粮食可吃。到“四人帮”下台,她不但立即恢复户籍,她错划的阶级,那时候也无所谓了。

我们搬入新居,她来同住,无忧无虑,大大发福起来,人人见了她就说她“又胖了”。我说:“顺姐,你得减食,太胖了要多病的。”她说:“不行呢,我是饿怕了的,我得吃饱呢!”

顺姐对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爱面子、遮遮掩掩。她告诉我,她随母逃荒出来,曾在别人家当丫头,可是她都不乐意,她最喜欢这个地主家,因为那里有吃有玩,最自在快活。她和同伙的丫头每逢过节,一同偷酒喝,既醉且饱,睡觉醒来还晕头晕脑,一身酒气,不免讨打,可是她很乐。

原来她就是为贪图这点“享受”,“自由恋爱”了。从此她丧失了小丫头所享受的那点子快活自在,成了“幺幺”。她说自己“觉悟了”,确也是真情。

她没享受到什么,身体已坏得不能再承受任何享受。一次她连天不想吃东西。我急了。我说:“顺姐,你好好想想,你要吃什么?”

她认真想了一下,说:“我想吃个‘那交’(辣椒)呢。”

“生的?还是干的?”

“北阳台上,泡菜坛子里的。”

我去捞了一只最长的红辣椒,她全吃下,说舒服了。不过那是暂时的。不久她大病,我又一次把她送入医院。这回是割掉了胆囊。病愈不到两年,曲张的静脉裂口,流了一地血。这时她家境已经很好,她就告老回家了。

现在她的儿女辈都工作顺利,有的是厂长,有的是经理,还有两个八级工。折磨她的那位大小姐,“右派”原是错划;她得到落实政策,飞往国外去了。顺姐现在是自己的主人了,逢时过节,总做些我爱吃的菜肴来看望我。称她“顺姐”的,只我一人了。也许只我一人,知道她的“自由恋爱”;只我一人,领会她“我也觉悟了呢”的滋味。

一九九一年一月

赞助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