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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故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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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故乡人

三毛:故乡人

我们是替朋友的太太去上坟的。

朋友坐轮椅,到了墓园的大门口,汽车便不能开进去,我得先将朋友的轮椅从车厢内拖出来,打开,再用力将他移上椅子,然后慢慢的推着他。他的膝上放着一大束血红的玫瑰花,一边讲着闲话,一边往露斯的墓穴走去。

那时荷西在奈及利亚工作,我一个人住在岛上。

我的朋友尼哥拉斯死了妻子,每隔两星期便要我开车带了他去放花。

我也很喜欢去墓园,好似郊游一般。

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园,名字叫做——圣拉撒路。

拉撒路是圣经上耶稣使他死而复活的那个信徒,墓园用这样的名字也是很合适的。

露斯生前是基督徒,那个公墓里特别围出了一个小院落,是给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国死者安眠的。其他广大的地方,便全是西班牙人的了,因为在西班牙不是天主教的人很少。

在那个小小的隔离的院落里,有的死者睡公寓似的墓穴一层一层的,有的是睡一块土地。露斯便是住公寓。在露斯安睡的左下方,躺着另外一个先去了的朋友加里,两个人又在做邻居。

每一次将尼哥拉斯推到他太太的面前时,他静坐在椅上,我便踮着脚,将大理石墓穴两边放着的花瓶拿下来,枯残的花梗要拿去很远的垃圾桶里丢掉,再将花瓶注满清水。这才跑回来,坐在别人的墓地边一枝一枝插花。

尼哥拉斯给我买花的钱很多,总是插满了两大瓶仍有剩下来的玫瑰。

于是我去找花瓶,在加里的穴前也给放上几朵。

那时候尼哥拉斯刚刚失去妻子没有几个星期,我不愿打扰他们相对静坐的亲密。放好了花,便留下他一个人,自己悄悄走开去了。

我在小院中轻轻放慢步子走着,一块一块的墓碑都去看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一块白色大理石光洁的墓地上,不是墓穴那种,念到了一个金色刻出来的中国名字——曾君雄之墓。

那片石头十分清洁、光滑,而且做得体面,我却突然一下动了怜悯之心,我不知不觉的蹲了下去,心中禁不住一阵默然。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曾先生,你怎么在这里,生前必是远洋渔船跟来的一个同胞吧!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会成为孤坟。

我拿出化妆纸来,细心的替这位不认识的同胞擦了一擦并没太多的灰尘的碑石,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

尼哥拉斯仍是对着他的太太静坐着,头一直昂着看他太太的名字。

我轻轻走过去蹲在尼哥拉斯的轮子边,对他说:“刚刚看见一个中国人的坟,可不可以将露斯的花拿一朵分给他呢?”我去拿了一朵玫瑰,尼哥拉斯说:“多拿几朵好!这位中国人也许没有亲人在这儿!”

我客气的仍是只拿了一朵,给它放在曾先生的名字旁。我又陪着曾先生坐了一下,心中默默的对他说:“曾先生,我们虽然不认识,可是同样是一个故乡来的人,请安息吧。这朵花是送给你的,异乡寂寞,就算我代表你的亲人吧!”“如果来看露斯,必定顺便来看望你,做一个朋友吧!”

以后我又去过几次墓园,在曾先生安睡的地方,轻轻放下一朵花,陪伴他一会儿,才推着尼哥拉斯回去。

达尼埃回来了——尼哥拉斯在瑞士居住的男孩子。而卡蒂也加入了,她是尼哥拉斯再婚的妻子。

我们四个人去墓地便更热闹了些。

大家一面换花一边讲话,加里的坟当然也不会忘记。一摊一摊的花在那儿分,达尼埃自自然然的将曾先生的那份给了我。

那一阵曾先生一定快乐,因为总是有人纪念他。

后来我做了两度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曾先生的确是来谢我,可是看不清他的容貌。

他来谢我,我欢喜了一大场。

以后我离开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另外一个岛上去居住,因为荷西在那边做工程。

曾先生的坟便没有再去探望的机会了。

当我写出这一段小小的故事来时,十分渴望曾君雄在台湾的亲属看到。他们必然因为路途遥远,不能替他扫墓而心有所失。

不久我又要回到曾先生埋骨的岛上居住,听说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亲属有什么东西,想放在他的坟上给他,我是十分愿意代着去完成这份愿望的。

对于自己的同胞因为居住的地方那么偏远,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回想起来只有这一件小小的事情记录下来,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后记

上面这篇小文章是朋友,作家小民托付我要写的,为了赶稿,很快的交卷了。

这件事情,写完也忘记了,因为文短。

过了很久很久,快一年多了,我有事去《联合报》,在副刊室内碰到编辑曼伦,她说有人托她找一篇三毛去年在报上发表的短文。

曼伦翻遍了资料,找不到刊过这篇文章的事实。其实,它当时发表在《中华日报》上,并不在《联合报》。“有人打电话来报社,说三毛写过一个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国人的事情,名字是他失踪了多年的兄弟,听说在西班牙失踪的,你有没有这个记忆?”曼伦问我。

我很快的将在西班牙认识的中国人都想了一遍,里面的确没有一个姓曾的。

我告诉曼伦,大概弄错了,没有姓曾的朋友,也没听说有什么在西班牙失踪的中国人。

没有想起这篇文章,他们在找的是一个失踪的兄弟,我完全没有联想。

过了不久,收到一封寄去报社转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里面赫然写着曾君雄的名字,当我看见这个全名出现了时,尖叫了起来:“他家属找的原来是这个人——他早死了呀!一九七二年还是七一年就死了呀!”

那封家属的信,是一九八○年的五月收到的。

高雄来的信,曾先生的兄长和弟弟,要答谢我,要我去高雄讲演时见见面,要请我吃饭,因为我上了他们兄弟在海外的孤坟。

面对这样的一封信,我的心绪非常伤感,是不是我上面的文章,给他家人报了这个死亡的消息?是事实,可是他们心碎了。

见了面,我能说什么?那顿饭,曾家人诚心要讲的,又如何吃得下去?

结果,我没有再跟他们连络。

去年夏天,一九八二年,我又回到迦纳利群岛去。一个酷热的中午,我开车去了圣拉撒路公墓,在曾君雄先生的坟上,再放了一朵花,替他的大理石墓碑擦了一下。

今年,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又要重返那个岛屿,请曾君雄先生在高雄的家属一定放心,我去了,必然会代替曾家,去看望他。

人死不能复生,曾先生的家人,我们只有期望来世和亲人的重聚。那个墓,如果您们想以中国民间的习俗,叫我烧些纸钱,我可以由台湾带去,好使活着的人心安。

因为读者来信太多,曾家高雄的地址已找不到了,请看见这篇后记的南部朋友代为留意,如果有认识曾家的人,请写信到皇冠出版社来与我连络。谢谢!

上坟的事,不必再挂心了,我一定会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