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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烈文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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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烈文散文集

黎烈文散文集

黎烈文,男,中国报刊主编。又名六曾,笔名李维克、达五、达六等。湖南湘潭人。1904年生。1922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26年先后赴日本、法国学习,获硕士学位。留学期间,曾任《申报》特约撰述。1932年回国,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编译。同年12月,应史量才邀请,任《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在他主持期间,“自由谈”改变了以“茶余酒后消遣”为目的的文风,约请鲁迅、瞿秋白、茅盾、陈望道、叶圣陶、巴金等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撰稿,呼吁救亡,针砭时弊,成为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报纸副刊。1934年5月被迫离职。1935年与鲁迅、茅盾、黄源等组织译文社,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1936年主编《中流》半月刊。抗日战争时期在福建从事教育和出版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去台湾。1946年初,任台北《新生报》副社长。1947年起,任台湾大学教授。1972年10月31日在台北病逝。论着有《西洋文学史》、《法国文学巡礼》,小说集《舟中》,宋人平话小说散文集《崇高的女性》、《艺文谈片》(全刊个人觉醒与民主自由)等。译着有《红与黑》、《羊脂球》、《两兄弟》、《红萝卜须》、《妒误》、《企鹅岛》、《法国短篇小说集》、《乡下医生》、《伊尔的美神》、《最高的勋章》、《第三帝国的士兵》、《京本通俗小说》、《台湾岛之历史与地志》、《法军侵台始末》、《冰岛渔夫世界伟大的海洋文学名着》、《法国短篇小说选》、《双重误会》、《屋顶间的哲学家》、《爱的哲学》等。

崇高的母性

辛辛苦苦地在国外念了几年书回来,正想做点事情的时候,却忽然莫名其妙地病了,妻心里的懊恼,抑郁,真是难以言传的。

睡了将近一个月,妻自己和我都不曾想到那是有了小孩。我们完全没有料到他会来的那么迅速。

最初从医生口中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可真的有点慌急了,这正象自己的阵势还没有摆好,敌人就已跑来挑战一样。可是回头去看妻时,她正在窥视着我的脸色,彼此的眼光一碰到,她便红着脸把头转过一边,但就在这闪电似的一瞥中,我已看到她是不单没有一点怨恨,还简直显露出喜悦。“啊,她倒高兴有小孩呢!”我心里这样想,感觉着几分诧异。

从此,妻就安心地调养着,一句怨话也没有,还恐怕我不欢迎孩子,时常拿话安慰我:“一个小孩是没有关系的,以后断不再生了。”

妻是向来爱洁的,这以后就洗浴得更勤;起居一切都格外谨慎,每天还规定了时间散步。一句话,她是从来不曾这样注重过自己的身体。她虽不说,但我却知道,即使一饮一食,一举一动,她都顾虑着腹内的小孩。

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所有的洋服都小了,从前那样爱美的她,现在却穿着一点样子也没有的宽大的中国衣裳,在霞飞路那样热闹的街道上悠然地走着,一点也不感觉着局促。有些生过小孩的女人,劝她用带子在肚子上勒一勒,免得孩子长的太大,将来难于生产,但她却固执地不肯,她宁愿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也不愿妨害那没有出世的小东西的发育。

妻从小就失去了怙恃,我呢,虽然父母全在,但却远远地隔着万重山水。因此,凡是小孩生下时需用的一切,全得由两个没有经验的青年去预备。我那时正在一个外国通讯社作记者,整天忙碌着,很少功夫管到家里的事情,于是妻便请教着那些做过母亲的女人,悄悄地预备这样,预备那样,还怕裁缝做的小衣给初生的婴儿穿着不舒服,竟买了一些软和的料子,自己别出心裁地缝制起来。小帽小鞋等件,不用说都是她一手做出的,看着她那样热心地,愉快地做着这些琐事,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在外国大学受过教育的女子。

医院是在分娩前四五个月就已定好了,我们怕私人医院不可靠,这是一个很大的公立医院。这医院的产科主任是一个和善的美国女人。因为妻能说流畅的英语,每次到医院去看时,总是由主任亲自诊察,而又诊察的那么仔细!这美国女人并且答应将来妻去生产时,由她亲自接生。

因此,每次由医院回来,妻便显得更加宽慰,更加高兴。她是一心一意在等着做母亲。有时孩子在肚内动得太厉害,我听到妻说难受,不免皱着眉说:

“怎么还没生下地就吵得这样凶!”

妻却立刻忘了自己的痛苦,带着慈母偏护劣子的神情回答我道:

“像你喽!”

临盆的时期终于伴着严冬追来了。我这时却因为退出了外国通讯社,接编了一个新报纸的副刊,忙得格外凶。

现在我还记得:十二月二十五那晚,十二点过后,我由报馆回家时,妻正在灯下焦急地等待着我。一见面她便告诉我说小孩怕要出来了,因为她这天下午身上有了血迹。她自己和小孩的东西,都已收拾在一只大皮箱里。她是在等我回来商量要不要上医院。

虽是临到了那样性命交关的时候,她却镇定而又勇敢,说话依旧那么从容,脸上依旧浮着那么可爱的微笑。

一点做父亲的经验也没有的我,自然觉得把她送到医院里妥当些,于是立刻雇了汽车,陪她到了预定的医院。

可是过了一晚,妻还一点动静都没有,而我在报馆的职务是没人替代的,只好叫女仆在医院里陪伴着她,自己带着一颗惶忧不宁的心,照旧上报馆工作。临走时,妻拿着我的手说:

“真不知道会要生下一个什么样子的孩子呢!”

妻是最爱漂亮的,我知道她在担心生下一个丑孩子,引得我不喜欢。我笑着回答:

“只要你平安,随便生下一个什么样子的小孩,我都喜欢的。”

她听了这话,用了充满谢意的眼睛凝视着我,拿法语对我说:

——Oh!merci!TUESbienbon!(啊!谢谢你!你真好!)在医院里足足住了两天两晚,小孩还没生,妻是简直等得不耐烦了。直到二十八日清晨,我到医院时,看护妇才笑嘻嘻地迎着告诉我:小孩已经在夜里十一点钟生下了,一个男孩子,大小都平安。

我高兴极了,连忙跑到妻所住的病房一看,她正熟睡着,做伴的女仆在一旁打盹。只一夜功夫,妻的眼眶已凹进了好多,脸色也非常憔悴,一见便知道经过一番很大的挣扎。

不一会,妻便醒了,睁开眼,看见我立在床前,便流露一个那样凄苦而又得意的微笑,仿佛在对我说:“我已经越过了生死线,我已经做着母亲了。”

我含着感激的眼泪,吻着她的额发时,她就低低地问我:

“看到了小东西没有?”

我正要跑往婴儿室去看,主任医师和她的助手——一位中国女医师,已经捧着小孩进来了。

虽然妻的身体那样弱,婴孩倒是颇大的,圆圆的脸盘,两眼的距离相当阔,样子全像妻。

据医生说,发作之后三个多钟头,小孩就下了地,并没动手术,头胎能够这样算是顶好的。

助产的中国女士还笑着告诉我:

“真有趣,小孩刚刚出来。她自己还痛得发晕的当儿,便急着问我们五官生的怎样!”

妻要求医生把小孩放在她被子里睡一睡。她勉强侧起身子,瞧着这刚从自己身上出来的,因为怕亮在不息地闪着眼睛的小东西,她完全忘了昨晚——不,十个月以来的一切苦楚。从那浮现在一张稍稍消瘦的脸上的甜蜜的笑容,我感到她是从来不曾那样开心过。

待到医生退出以后,妻便谈着小孩什么什么地方像我。我明白她是希望我能和她一样爱这个小孩——她不懂得小孩越像她,我便爱的愈切。

产后,妻的身体一天好一天,从第三天起,医生便叫看护妇每天把小孩抱来吃两回奶,说这样对于产妇和婴孩都很有利的,瞧着妻腼腆而又不熟练地,但却异常耐心地,睡在床上哺着那因为不能畅意吮吸,时而呱呱地哭叫起来的婴儿的乳,我觉得那是人类最美的图画。我和妻都非常快乐。因着这小东西的到来,我们那寂寞的小家庭,以后将充满生气。我相信只要有着这小孩,妻以后任何事情都不会想做的。从前留学时的豪情壮志,已经完全被这种伟大的母爱驱走了。

然而从第五天起,妻却忽然发热起来。产后发热原是最危险的事,但那时我和妻都一点不明白,我们是那样信赖医院和医生,我们绝想不到会出毛病的。直到发热的第六天,方才知道病人再不能留在那样庸劣的医生手里,非搬出医院另想办法不可。从发热以来,妻便没有再喂小孩的奶,让他睡在婴儿室里吃牛乳。婴儿室和妻所住的病房不过几让房子,那里一排排几十只摇篮睡着全院所有的婴孩。就在妻出院的前一小时,大概上午八点钟罢。我正和女仆在清着东西,虽然热度很高,但神志依旧非常清楚的妻带着惊恐的脸色。从枕上侧耳倾听着,随后用了没有气力的声音对我说道:

“我听到那小东西在哭呢,去看看他怎么弄的啦!”

我留神了一下,果然听到遥远的孩子的啼声。跑到婴儿室一看,门微开着,里面一个看护妇也没有,所有的摇篮都是空的,就只剩下一个婴孩在狂哭着,这正是我们的孩子。因为这时恰是吃奶的时间,看护妇把所有的孩子一个一个地送到个人的母亲身边吃奶去了,而我们的孩子是吃牛乳的,看护妇要等别的孩子吃饱了,抱回来之后,才肯喂他。

看到这最早便受到人类的不平的待遇,满脸通红,没命地哭着的自己的孩子,再想到那在危险中的母亲的敏锐的听觉,我的心是碎了的。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我先得努力救那垂危的母亲。我只好欺骗妻子说那是别人的一个生病的孩子在哭着。我狠心的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那些像虎狼一样残忍的看护妇手中,用医院的救护车把妻搬到了家里。

虽然请了好几个名医诊治,但妻的病势是愈加沉重了。大部分时间昏睡着,稍许清楚的时候,便记挂着孩子。我自己知道孩子留在医院里非常危险,但家里没有人照料,要接回也是不可能的,真不知要怎么办。后来幸而有一个相熟的太太,答应暂时替我们养一养。

孩子是在妻回家后第三天接出医院的,因为饿的太凶,哭地太多的缘故,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两眼也不灵活了,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只会干嘶着。并且下身和两脚生满了湿疮。

病得那样厉害的妻,把两颗深陷的眼睛睁的大大的,将抱近病床的孩子凝视了好一会,随后缓缓地说道:

“这不是我的孩子啊!……医院把我的孩子换了啊!……我的孩子不是这副呆相啊!……”

我确信孩子并没有换掉,不过被医院里糟蹋成这样子罢了。可是无论怎样解释,妻是不肯相信的。她发热得太厉害,这时连悲哀的感觉也失掉了,只是冷冷地否认着。

因为在医院里起病的六天内,完全没有受到适当的医治。妻的病是无可救药了,所有请来的医生都摇头着,打针服药,全只是尽人意。

在四十一二度的高热下。妻什么都糊涂了,但却知道她已有一个孩子,她什么都忘记了,但却没有忘记她初生的爱儿。她做着呓语时,旁的什么都不说,就只喃喃地叫着:“阿囝!囝囝!弟弟!”大概因为她自己嘴里干得难受罢,她便想到她的孩子也许会口渴了,她没声没气地反复说道:“囝囝嘴干了,叫娘姨喂点牛奶给他吃罢!……弟弟口渴啦,叫娘姨倒点开水给他吃罢!……”

她是从来不曾有叫过“囝囝”、“弟弟”、“阿囝”那样的经验的,我自己也从来不曾听到妻说出这类名字,可是现在她却那么熟稔,自然地念着这些对于小孩的亲爱的称呼,就像已经做过几十年的母亲一样——不,世间再没有第二个母亲会把这类名称念得像她那样温柔动人的。

不可避免的瞬间终于到来了!一月十四日早上,妻在我臂上断了呼吸,然而呼吸断了以后,她的两眼还是茫然地睁开着。直待我轻轻地吻着她的眼皮,在她耳边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叫她放心着,不要记挂孩子,我一定尽力把他养大,她方才瞑目逝去。

可是过了一会,我忽然发现她的眼角上每一面都挂着一颗很大的晶莹的泪珠,我在殡仪馆的人到来之前,悄悄地把它们吻去了。我知道,妻这两颗也是为了她的“阿囝”、“弟弟”流下的!

秋外套

回国后已经过了两个秋天了,那两个秋天都模模糊糊,如烟如梦,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直到今年秋天,这才得着一点闲时闲情,偶然逛逛公园。

在上海所有的公园里,谁都知道兆丰公园是最好的。除掉缺欠艺术品(如美丽的铜或石的雕刻)的点缀外,其他花木池沼的布置,和我见过的欧洲有名的公园比较起来,都没有丝毫愧色。我有时带着一本书走进园子,在树下听听虫鸣,在池边看看鸭泳,是可以把每天见闻所及的许多可憎可恶之事,暂时忘掉的。

这天因为贪看暮霭,不觉回家的迟了。独自坐在荷池旁,悠悠然从深沉的默想中醒转来时,四围早已一个游人都没有,昏暗中只见微风吹动低垂的柳枝,像幽灵似的摇摆着,远远近近,一片虫声,听来非常惨戚。我虽喜欢清静,但这样冷寂得颇有鬼趣的境地,却也无意留连。忍着使人微栗的凉风,循着装有路灯的小径走出公园时,我顿时忆起那件搁在箱里的秋外套,和几年前在外国遇到的一个同样荒凉得使人害怕的夜晚。

那时我和冰之都住在巴黎。我们正像一切热恋着的青年男女一样,力求与人相远。某天,我们忽然想起要搬到巴黎附近的小城去住,于是在一个正和今天一般晴朗的秋天,我们毫没准备地由里昂车站坐火车往墨兰。

这小城是曾经有两位中国朋友住过都觉得满意的,离巴黎既近,生活也很便宜。但不幸得很,我们那天在许多大街小巷里跑了半天,却什么也没找到,只在离塞莱河岸不远的一家小饭店里吃了一顿可口的午餐。现在回想起来,那样鲜嫩的烤鸡,我大概一生也不会再吃到的了。

饭后,玩了一些地方,我们的游兴好像还没有尽,冰之便提议索性到更远的地方去看看。我们坐着火车随便在一个小站下了车。这里简直完全是原野。车站前后左右都是收割了的麦田。只在离车站约莫半个基罗米突的一个小丘上有个小小的村庄。我们到那村庄上走了一圈,饱嗅了一阵牛马粪溺的臭味。后来一个好奇的老太婆邀我们到她家里去歇脚,和我们问长问短,殷勤地拿出一盆自己园里出产的酸梨款客。当她指给我们看的两间房子虽然也还干净,并且有着一些古色古香的家具,但我们一想到点的灯是油灯,吃的是井水,便把一切诗情画意都打消了。我们决定赶快回巴黎。

走回那位置在田野正中的小站时,天已快黑了,而开往巴黎的火车,却要晚上九点钟才会经过那儿。这天那小站除掉我们两个黄脸男女外,再没有第二个候车的乘客。站上职员因为经济的缘故不到火车快来时,是决不肯把月台上的电灯开亮的。读者诸君试去想罢,我们这时简直等于遗失在荒野里面了。四周一点人声都没有,只有一轮明月不时露出云端向我们狡猾地笑着。麦田里各种秋蛩的清唱,和远处此起彼应的犬吠,送入耳朵里格外使人不安。尤其是冰之,她简直像个孩子似的害怕起来了。我记起有位法国诗人说过,人在夜晚和暴风雨的时候常常感到自然的威压。这话很有道里。为什么夜晚会使人感到威压呢!想来大慨因为黑暗的缘故。人原是增恶黑暗,追求光明的!

这天冰之穿着一套浅灰哔叽的秋服,因为离开巴黎时,天气很暖,不曾带得有大衣。现在空着肚子给田野间的寒风一吹,便冷得微微战栗起来。但幸好我的手臂上带着有那件晴雨不离身的薄呢秋外套。当时连忙给她披在身上。两人靠紧了身子坐在没有庶盖的月台上的长椅里,怀着焦躁与不安的心思,等待火车的到来。

当晚十一点钟转回巴黎时,冰之便喊着头痛,并且身上微微发着寒热了。陪她在饭店里吃了一盆滚烫的Soup,然后把她送回寓所,叫她立刻蒙着被子睡下。因为怕她盖的东西不够,我临到跑回自己的旅馆时,又把我的秋外套搭在她的脚上。虽然她说外面很凉,再三要我穿在自己身上,但我却强着她盖上了。

过了两天,从她那边把外套拿回时,并没有觉得什么异样。因为那一晌天气很好,外套虽常常带在身边,但却不曾穿过,我料不到外套上有了什么新鲜物事。

两星期后的一个早上。我独自在卢森堡公园作那每天例行的散步时,忽然觉得身边有一种时无时有的幽雅的花香,向周围一看,虽然到处有着红红绿绿的洋菊,但那是没有芳香的,更没有我所闻到的那种清妙的气味。这种兰花似的淡淡的香气究竟是从什么地方飘来的呢?真是怪事。这香味是可以到处闻到的,站在上议院前面的Bassin旁可以闻到,坐在乔治桑(GeorgeSand)的雕像旁也可以闻到,甚至走出了公园还可以闻到,跑进了大学图书馆也仍旧闻到。这简直把我弄得湖涂了,我疑心我的鼻子出了毛病,我以为自己疯了。我这一整天都没得到安宁。晚边下了课,跑到冰之那里去看她,把这事讲给她听了,她起初只微笑着,什么话也不说。到后来才狡猾地瞧着我身上的秋外套噗哧一声说到:“你怎么到今天才闻到呢!”

天!我湖涂到这时才领会那香味是从自己的外套上发出来的!我记起了我的外套曾在她那里放过一晚,一定是她给我洒上了一点香水。我赶快把外套脱下来闻闻看,我终于在衣领的夹里上找到了那幽妙的香味的来源。并且出乎意外的是:我那外套的夹里上有许多脱了线的地放都已修整完好。我这时的喜悦和感激是没有言语可以形容的,我觉得从那时起百倍的爱着那香水的主人。

据冰之说,那小瓶香水是只花了一个马克从德国买来的。实在并不是什么高贵的香水。但气味可真清妙到了极点。并且说来是没有人信的,在以后的四五年里,每个秋天我都把那外套从箱里取出时,起初虽只闻到樟脑的恶臭,但等到樟脑的气味一散去,淡淡的兰花似的香水的清芬又流入了我的鼻管,它简直像是永不会有消散的一天。

现在,一切愉快的时光虽已和那香水的主人一同去得遥远,但那少女的一点柔情却悠久地记在我的心上,每次穿上那外套,嗅着外套上的飘渺的香味,我便仿佛觉得冰之坐在我的身边。

而现在又到了须要再穿上那秋外套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