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长篇小说精选三篇
史铁生长篇小说精选三篇
导语：史铁生的小说总是带着一些黑色幽默。史铁生长篇小说精选三篇。
一、《老屋小记》
年龄的算术，通常用加法，自落生之日计，逾年加一；这样算我今年是四十五岁。不过这其实也是减法，活一年扣除一年，无论长寿或短命，总归是标记着接近终点；据我的情况看，扣除的一定多于保留的了。孩子仰望，是因为
年龄的算术，通常用加法，自落生之日计，逾年加一；这样算我今年是四十五岁。不过这其实也是减法，活一年扣除一年，无论长寿或短命，总归是标记着接近终点；据我的情况看，扣除的一定多于保留的了。孩子仰望，是因为生命之囤满得冒尖；老人弯腰，是看囤中已经见底。也可以有除法，记不清是哪位先哲说过：人为什么会觉得一年比一年过得快呢？是因为，比如说，一岁之年是你生命的全部，而第四十五年只是你生命的四十五分之一。还可以是乘法，你走过的每一年都存在于你此后所有的日子里，在那儿不断地被重新发现、重新理解，不断地改变模样，比如二十三岁，你对它有多少新的发现和理解你就有多少个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时我曾到一家街道生产组去做工，做了七年。———这话没有什么毛病，我是我，生产组是生产组，我走进那儿，做工，七年。但这是加法或减法。若用除法乘法呢，就不一样。我更迷恋乘法，于是便划不清哪是我，哪是那个生产组，就像划不清哪是我哪是我的心情。那个小小的生产组已经没有了，那七年也已消逝，留下来是我逐年改变着的心情，和由此而不断再生的那几间老屋，那年月以及那些人和事。
那是两间破旧的老屋，和后来用碎砖垒成的几间新房，挤在密如罗网的小巷深处，与条条小巷的颜色一致，芜杂灰暗，使天空显得更蓝，使得飞起来鸽子更洁白。那儿曾处老城边缘，荒寂的护城河在那儿从东拐向南流；如今，城市不断扩大，那儿差不多是市中心了。总之，那个地方，在这辽阔的球面上必定有其准确的经纬度，但这不重要，它只是在我的心情里存在、生长，一个很大的世界对它和对我都不过是一个悠久的传说。
我想去那儿，是因为我回到那个很大的世界里去。那时我刚在轮椅上坐了一年多，二十三岁，要是活下去的话，料必还是有很长久的岁月等着我。V告诉我有那么一个地方，我说我想去。Ｖ和我在一条街道上住，也是刚从插队的地方转回来，想等一份称心的工作，暂时在那生产组干着。我说我去，就怕人家不要。V说不会，又不是什么正式工厂，再说那儿的老太太们心眼儿都挺好。父亲不大乐意我去，但闷闷地说不出什么，那意思我懂：他宁可养我一辈子。但是“一辈子”这种东西，是要自己养的，就像一条狗，给别人养就是别人的。所有正式的招工单位见了我的轮椅都害怕，我想万万不可就这么关在家里并且活着。
我摇着轮椅，V领我在小巷里东拐西弯，印象中，街上的人比现在少十倍，鸽哨声在天上时紧时慢让我心神不定。每一条小巷都熟悉，是我上小学时常走的路，后来上了中学，后来又去“串联”又去“插队”又去住医院……不走这些路已经很久。过了一棵半朽的老槐树是一家汽车房的大宅院，过了大宅院是一个小煤厂，过了小煤厂是一个杂货店，过了杂货店是一座老庙很长的红墙，跟着红墙再往前去，我记得有一所着名的监狱。V停了步说到了。
我便头一回看见那两老屋：尘灰满面。屋门前有一块不大的空场，就是日后盖起那几间新房的地方。秋光明媚，满地落叶金黄，一群老太太正在屋前的太阳地里劳作，她们大约很盼望发生点儿什么格外的事，纷纷停了手里的活儿，直起腰，从老花镜的上缘挑起眼睛看我。V“大妈、大婶”地叫了一圈，又仰头叫了一声“B大爷”。房顶上蹲着一个老头，正在给漏雨的屋顶铺沥青。
“怎么着爷们儿？来吧！甭老一个人在家里憋着……”B大爷笑着说，露出一嘴残牙。他是在说我。
应该有一首平缓、深稳又简单的曲子，来配那两间老屋里的时光，来配它终日沉暗的光线，来配它时而喧闹与时而疲倦。或者也可以有一句歌词，一句最平白的话，不紧不慢地唱，反反复复地唱，便可呈现那老屋里的生活，闻见它清晨的煤烟味，听见它傍晚关灯和锁门的轻响。
我们七八个年轻人占住老屋的一角，常常一边干活儿一边唱歌。七年中都唱过什么，记不住也数不清。如今回想，会唱歌中，却找不出哪一句能与我印象中那老屋里缓缓流动的情绪符合。能够符合它的只应当是一句平白的话，平白得甚至不要有起伏，惟颤动的一条直线，短短的，不断地连续。这样似乎就在我耳边，或者心里，可一旦去找它却又飘散。
老太太们盼望这个小生产组能够发达，发展成正式工厂，有公费医疗，一旦干不动了也能算退休，儿孙成群终不如自己有一份退休金可靠。她们大多不识字，五六十岁才出家门，大半辈子都在家里侍候丈夫和儿女。我们干的活儿倒很文雅：在仿古的大漆家具上描绘仕女佳人，花鸟树木，山水亭台……然后在漆面上雕出它们的轮廓、衣纹、发丝、叶脉……再上金打蜡，金碧辉煌地送去出口，换外汇。
“要人家外国钱干嘛呢，能用？”A老太太很些明知故问的意思，扫视一周，等待呼应。
“给你没用，国家有用。”G大婶搭腔，“想买外国东西，就得用外国钱。”
“外国钱就外国钱吧，怎么叫外汇？”
“干你的活呗老太太——！知道那么多再累着。”
“我划算，外汇真要是那么难得，国家兴许能接收咱们这个厂子……”
老太太们沉默一会儿，料必心神都被吸引到极乐世界般的一幅图景中去了。
“哎，对了，U师傅，你应当见过外汇？”
于是，最安静的一个角落里响起一个轻柔的声音：“外汇是吗？哦，那可有很多种，美元，日元，英镑，法郎，马克……我也并不都见过。”这声音一板一眼字正腔圆，在简陋的老屋里优雅发漂浮，怪怪的，很不和谐，就像芜杂的窄巷忽然闪现一座精致的洋房，连灰尘都要退避。“对呀对呀，纸币，跟人民币差不多……对呀，是很难得，国家需要外汇。”
这回沉默的时间要长些，希望和信心都在增长。
可是A老太太又琢磨出问题了：“咱们买外国东西用外国钱，外国买咱们的东西不是也得用中国钱吗？那您说，咱这东西可怎么换回外汇来呢？”
“不，”U师傅细声地笑一下，“外国人买咱们的东西要付外汇。”
“那就不对了，都用他们的钱，合着咱们的钱没用？”
U师傅光是笑，不再言语。
很多年以后，我在一家五星级饭店里看见了那样几件大漆的仿古陈设：一张条案、几只绣墩、一堂四扇屏风。它们摆布在幽静的厅廊里，几株花草围伴，很少有人在它们跟前驻足，惟独我一阵他乡遇故知般的欣喜。走近细看，不错，正是那朴拙的彩绘和雕刻，一刀一笔都似认得。我左顾右盼，很想对谁讲讲他们的来历，但马上明白，这儿不会有人懂得它们，不会有人关心它们的来历，不会再有谁能听见那一刀一笔中的希望与岑寂。我摸摸那屏风纤尘不染的漆面，心想它们未必就是出自那两间老屋，但谁知道呢，也许这正是我们当年的作品。
冬天的末尾。冻土融化，变得温润松软时，B大爷在门前那块空场上画好一条条白线，砖瓦木料也都预备齐全，老屋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但阵阵笑声不单是因为新屋就要破土动工，还因为B大爷带来“基建队”中有个傻子。
“嘿，三子，什么风把你刮来了？”
“你们这儿不是要盖房吗？”
“嗬，几天不见长出息了怎的，你能盖得了房？”
三子愧怍地笑笑：“这不有B大爷吗？”
三子？这名儿好耳熟。我正这么想着，他已经站到我跟前，并且叫着我的名字了。“喂，还认得我吗？”他的目光迟滞又迷离。
“噢……”我想起来了，这是我的小学同学，可怎么这样老了呢？驼背，而且满脸皱纹。“你是王……？”
“王…王…王海龙。”他一脸严肃，甚至是紧张。
又有笑他了：“就说‘三子’多省事儿！方圆十里八里的谁不知道三子？未必有人能懂得‘王海龙’是什么东西。”
三子的脸红到耳根，有些喘想争辩，但终于还是笑，一脸严肃又变成一脸愧怍，笑声只在喉咙里“哼哼”地闷响。
我连忙打岔：“多少年了呀，你还记得我？”
“那我还能不记得？你是咱班功课最棒的。”
众人又插嘴说：“那最孬的是谁呢？”“小学上了十一年也没毕业的，是谁呢？”“俩腿穿到一条裤腿里满教室跳，把新来的女老师吓得不敢进门，是谁？”
“我——！妈了个巴子的，行了吧？！”三子猛喊一声，但怒容只一闪，便又在脸上化作歉疚的笑，随即举臂护头。
果然有巴掌打来，虚虚实实落在三子头上。
“能耐你不长，骂人你倒学得快！”
“这儿都是你大妈大婶，轮得上你骂人？”
“三子，对象又见了几个了啦？”
“几个哪儿够，几打了吧？”
“不行。”三子说。
“喂喂——说明白了，人家不行还是咱们不行？”
“三子！”B大爷喊，“还不快跟我干活儿去？这群老‘半边天’一个顶一个精，你惹得起谁？”
B大爷领着三子走了，甩下老屋里的一片笑骂。
B大爷领着三子和V去挖地基，还有个叫老E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三子一边挖土一边念念叨叨地为我叹息：“谁承想他会瘫了呢？唉，这下他不是也完了？这辈子我跟他都算完了……”V听了眦瞪三子：“你他妈完了就完了吧，人家怎么完了？再胡说留神我抽你！”三子便半不吭声，拄着锹把抵头站着。B大爷叫他，他也不动，B大爷去拽他，他慌抹了一把泪，脸上还是歉意的笑。——这些都是后来B大爷告诉我的。
三子的话刺痛了我。
那个二十三岁、两腿残废的男人，正在恋爱。他爱上了一个健康、漂亮又善良的姑娘。健康、漂亮、善良——这几个词大陈旧，也太普通了，但没有别的词给她，别的司对于她嫌雕琢。别的词，矫饰、浮华，难免在长久的时光中一点点磨损掉。而健康，漂亮，善良，这几个词经历了千百年。属于那个年轻的恋爱者的，只有一个词：折磨。
残疾已无法更改，他相信他不应该爱上她，但是却爱上了，不可抗拒，也无法逃避，就像头上的天空和脚下的土地。因而就只有这一个词属于他：折磨。并不仅因为痛苦，更因为幸福，否则也就没有痛苦也就没有折磨。正是这爱情的到来，让他想活下去，想走进很大的那个世界去活上一百年。
他坐在轮椅上吻了她，她允许了，上帝也允许了。他感到了活下去的必要，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一百年也还是短。那时他想，必须努力去做些事，那样，或许有一天就能配得上她，无愧于上帝的允许。偷偷地但是热烈地亲吻，在很多晴朗或阴郁的时刻如同团聚，折磨得到了报答，哪怕再多点儿折磨这报答也是够的。但是总有一块巨大的阴影，抑或巨大的黑洞一一看不清它在哪儿，但必定等在未来。
三子的话，又在我心里灌满了惶恐和绝望。一个傻人的话最可能是真的。
杨树的枝条枯长、弯曲，在春天最先吐出了花穗，摇摇荡荡在灰白的天上。我摇着轮椅，毫无目的地走。街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却没有声音一一我茫然而听不到任何声音，耳边和心里都是空荒的岑寂。我常常一个人这样走，一无所思，让路途填塞时间，劳累有时候能让心里舒畅、平静，或者是麻木。这一天，我沿着一条大道不停地摇着轮椅，不停地摇着，不管去向何方，也许我想看看我到底有多少力气，也许我想知道，就这么摇下去究竟会走到哪儿。
夕阳西坠时，看见了农田，看见了河渠、荒岗和远山，看见了旷野上的农舍炊烟。这是我两腿瘫痪后第一次到了城市的边缘。绿色还很少，很薄，裸露的泥土占了太重的比例，落霞把料峭的春风也浸染成金黄，空幻而辽阔地吹拂。我停下车，喝口水，歇一会儿。闭上眼睛，世界慢慢才有了声音：鸟儿此起彼落的啼鸣……农家少年的叫喊或者是歌唱……远行的列车偶尔的汽笛声……身后的城市“隆隆”地轰响着，和近处无比的寂静……但是，我完了吗?如果连三子都这样说，如果爱情就被这身后的喧嚣湮灭，就被这近前的寂静囚禁，这个世界又与你何干？睁开眼，风还是风，不知所来与所去，浪人一样居无定所。身上的汗凉了，有些冷。我继续往前摇，也许我想：摇死吧，看看能不能走出这个很大的世界……然后，暮色苍茫中，我碰上了一个年轻的长跑者。
一个天才的长跑家——K，K在我身旁收住脚步，愕然地看着我，问我这是要到哪儿去？我说回家。他说，你干嘛去了?我说随便走走。他说你可知道这是哪儿吗?我摇摇头。他便推起我，默默地跑，朝着那座“隆隆”轰响的城市，那团灯火密聚的方向。
想起未开放的年代，一定会想起K，想起他在喧嚣或寂静的街道上默默奔跑的形象。也许是因为，那个年代，恰可以这孤独的长跑为象征、为记忆、为诉说吧。
K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未及成年就被送去劳改，三年后改造好了回来，却总不能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有一份正式工作。所谓“改造好了”，不过是标明“那是被改造过的”（就像是“盗版”的），以免与“从来就好的”相棍淆。这样，K就在街道生产组蹬板车。蹬板车之所得，刚刚填平蹬板车之所需。力气变成钱，钱变成粮食，粮食再变成力气，这样周而复始我和K都曾怀疑上帝这是什么意图？K便开始了长跑，以期那严密而简单的循环能有一个漏洞，给梦想留下一点儿可能。K以为只要跑出好成绩，他就可以真正与别人平等，或者得一份正式工作，或者再奢侈些一一被哪个专业田径队选中。
K推着我跑，灯火越来越密，车辆行人越来越多……K推着我跑，屋顶上的月亮越来越高；越来越小，星光越来越亮越来越辽阔……K推着我跑，“隆隆”的喧嚣慢慢平息着，城市一会儿比一会儿安静……万籁俱寂，只有K的脚步声和我的车轮声如同空谷回音……K推着我跑在我的印象中一直就没有停下，一直就那样沉默着跑，夜风扑面，四周的景物如鬼影幢幢……也许，恰恰我俩是鬼(没有“版权”而擅自“出版”了)，穿游在午夜的城市，穿揣在这午夜的千万种梦境里……K是个天才长跑家。他从未受过正规训练，只靠两样天赋的东西去跑：身体和梦想。他每天都跑两三万米，每天还要拉上六七百斤的货物蹬几十公里路，其间分三次吃掉两斤粮食而已。生产组的人都把多余的粮票送给他。谈不上什么营养，只临近大赛的那一个月，他才每天喝一瓶牛奶，然后便去与众多营养充足、训练有素的专业运动员比赛。年年的“春节环城赛”我都摇着轮椅去看他跑。年年他都捧一个奖杯或奖状回来，但仅此而己，梦想还是梦想。多少年后我和K才懂了那未必不是上帝的好意相告：
梦想就是梦想，不是别的。
有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要跟K学长跑，从未得到过任何教练指点的K便当起了教练。后来，这男孩的姐姐认识了K，爱上了K，并且成了K的妻子——那时K仍然在拉板车，在跑，在盼望得到一份正式工作，或被哪个专业田径队选中。
热恋中的K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很久以来就想跟我说这句话了。他说：“你也应该有爱情，你为什么不应该有呢？”我不回答，也不想让他说下去。但是他又说：“这么多年，我最想跟你说的就是这句话了。”我很想告诉他我有，我有爱情，但我还是没有告诉他，我很怕去看这爱情的未来。那时候我还没能听懂上帝的那一项启示：梦想如果终于还是梦想，那也是好的，正如爱情只要还是爱情，便是你的福。
U师傅有什么梦想么?U师傅会有怎样的梦想呢?
U师傅的脚落在地上从来没有声音，走在深深的小巷里形单影只，从不结群。U师傅走进老屋里来工作，就像一个影子，几乎不被人发现。“U师傅来了吗?”——如果有人问起，大家才她的座位上望，看见一个满头乌发、身材顺长的老女人，跟着见一声如少女般细声细气的回答——“来了呀。”
我初来老屋之时，听说她已经有五十岁——除非细看其容颜，否则绝不能信。她的身段保持得很好，举手投足之间会令人去想：她必相信可以留驻往昔，或者不信不能守望住流去的岁月。无论冬夏，她都套一身工作服，领口和袖口的扣子都扣紧。她绝不在公用的水盆中洗手，从不把早点拿来老屋吃。她来了，干活；下班了，她走。实在可笑的事她轻声地笑，问到她头上的话她轻声回答，回答不了的她说“真抱歉，我也说不好”，令她惊讶的事物她也只说一声“哟，是吗”。
“U师傅，您给大伙说两句外国话听听行不行?”“不行呀，”她说，“都快忘光了。”
小T说：“U师傅，您昕D唱的那些嘀里咕噜的是外语吗?”她笑笑，说“我听不懂那是什么语。”
小T便喊D：“嘿，你听见没有，连U师傅都听不懂，你那叫外语呀?”
D走到U师傅跟前，客客气气地弓身道“有阿尔巴尼亚语，有南斯拉夫语，有朝鲜语，还有印度语。”
“哟，是吗？”U师傅笑。
“U师傅，我早就想请教您了，您说‘杜哟瑞曼巴'是什么意思?”
“你说的大概是doyouremember，意思是，‘你还记得吗'。”
“哎哟喂，神了。”D挠挠头，再问“那‘得噢斯绰哈特'呢?”
U师傅认真地听，但是摇头。“一个草帽，是吗?”
“草帽？噢，大概是theoldstrawhat;‘那个旧草帽’，是吗?”“‘哟给喂突密'呢?”
“yougavetome，就是‘你给我'。哦，这整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妈妈，你还记不记得你给我的那个旧草帽'。”
D点头啧舌，翘着大拇指在老屋里走一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小T快乐得手舞足蹈：“哇老天，D哥们儿这回栽了吧?”
D不理小T，说:“U师傅，我真不明白，您这么大学问可跟我们一块儿混什么？”
L大妈的目光敏觉地投向U师傅，在那张阻挡不住地要走向老年的脸上停留一下，又及时移开：“D，于你的活儿吧，说话别这么没大没小的!”
听说U师傅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的西语系，听说U师傅曾经有过很好的工作，后来生了一场大病，病了很多年工作也就没了。听说U师傅没结过婚，听说不管谁给她介绍对象她都婉言谢绝。
U师傅绝对是一个谜。老屋里寂寞的时刻，我偶尔偷眼望她，不经意地猜想一回她的故事。我想，在那五十几年的生命里面必定埋藏着一个非凡的梦想，在那优雅、平静的音容后面必定有一个牵魂动魄的故事。但是她的故事守口如瓶，就连老屋里的大妈大婶们也分毫不知，否则肯定会传扬开去。
应该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悲剧。应该是一份不能随风消散、不能任岁月冲淡的梦想，否则也就谈不上悲剧。应该并不只是对于一个离去的人，而是对于一份不容轻置的心血，否则那个人已经离开了你，你又是甘心地守望着什么呢?等待他回来？我宁愿不是这样一个通俗的故事。如果他不回来(或不可能再回来)，守望，就一定是荒唐的么?不应该单单去猜测一种现实——何况她已经优雅而平静地接受了别人无法剥夺的：爱情本身。她优雅、平静但却不能接受的是：往日的随风消散。是呀那是你的不能消散的心的重量，不能删减的魂的复杂，不能诉说的语言绝境，不能忘记的梦之神坛或大道。
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并不重要。
有一次小T去U师傅家回来(小T是老屋惟一去过U师傅家的人)，跟我们说“哇老天!告诉你们都不信，U师傅家真叫讲究喂，净是老东西。”
D说："有比L大妈还老的东西？"
小T说：“我是说艺术品，字画，瓷器，还有太师椅呢。”D说：“太湿，怎么坐？”
小T说：“你们猜U师傅在家里穿什么？旗袍!哇老天，缎子的，漂亮死了！头发挽成警，旗袍外面套一件开身绣花的毛坎肩，哇老天，她可真敢穿！屋里屋外还养了好多好多花……U师傅的梦想具体是什么，也不重要。
B大爷七十多岁了。砌砖和泥、立柱架梁、攀墙上房，他都还做得。察领导之颜、观同僚之色，他都老练。审潮流之时、度朝政之势，他都自信有过人之见一一无非是“女人祸国”的歪论、“君侧当清”的老调。B大爷当过兵打过仗，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竟奇迹般没留下一点儿伤残。不过他当的既非红军，亦非八路，也不是解放军。他说他跟“毛先生”打过仗。
“哪个毛先生?”
“不懂装懂不是?‘先生'是尊称，我服气他才这么叫他。当年我们追得毛先生满山跑，好家伙，陈诚的总指挥，飞机大炮的那叫狂，可追来追去谁知道追的是师傅哇？论打仗，毛先生是师傅，教你们几招人家还未准有工夫呢，你们倒他妈不依不饶地追着人家打！作死！师傅就是先生，‘先生'是尊称，懂不？"“满山跑?什么山？”
“井冈山呀?怎么着，这你们又比我懂?”“哪里哪里，你是师傅，呵不，先生。”
“噢哨，不敢当不敢当。”B大爷露出一嘴残牙笑。
他当过段祺瑞的兵，当过阎锡山的兵，当过傅作义的兵，当过陈诚的兵。
“那会儿不懂不是?”B大爷说，“心想当兵吃粮呗，给谁当还不一样?我看枪子儿找不找你的麻烦。饥荒来了，就出去当两天兵，还能帮助家里几个钱。年景好了就溜回来，种地，家里还有老娘在呢。唉，早要是明白不就去当红军了？”
“您当兵，也抢过老百姓？”
“苍天在上，可不敢。冲锋陷阵，闹着玩的？缺德一点儿枪子儿也找你。都说枪子儿不长眼，瞎说，枪子儿可是长眼。当官儿的后头督着，让你冲，你他妈还能想什么?你就得想咱一点儿昧良心的事儿没有，冲吧您哪。不亏心，没事儿，也甭躲，枪子儿知道朝哪儿走。电影里那都是瞎说。要是心虚，躲枪子儿，哪能躲得过来？咣当，挺壮实的一条汉子转眼就完了。我四周躺下过多少呀!当了几回兵，哪回我娘也没料着我能囫囵着回来。我说，娘，你就信吧，人把心眼儿搁正了，枪子儿绕着你走。”
“B先生，枪子儿会拐弯儿吗?”“"会，会拐弯儿。”
你惊讶地看着B大爷，想笑。B大爷平静地看着你，让你无由可笑。B大爷仿佛在回忆：某个枪子儿是怎样在他眼前漂漂亮亮地拐了弯儿的。
“这辈子我就信这个，许人家对不起你，不许你对不起人家。”在基建队，B大爷随时护着三子，不让他受人欺侮。
晚上，三子独自东转西转，无聊了，就还是去B大父那儿坐坐。
生产组的新车间盖好了，B大爷搬去那两间老屋里住，兼做守卫。木床一张，铺盖一卷，几件换洗的衣裳，最简单的炊具和餐具，一只不离身的小收音机——B大爷说"这辈子就挣下这几样儿东西，不信上家里瞅瞅去，就剩一个贼都折腾不动的水缸。"三子到B大爷那儿去，有时醉醺醺的。B大爷说“甭喝那玩艺儿，什么好东西？”三子说：“您不也喝？”B大爷说：“我什么时候死都不蚀本儿啦!喝敌敌畏都行。”三子说“我也想喝敌敌畏。"B大爷喊他"瞎说，什么日子你也得把它活下来，死也甭愁活也甭怕才叫有种!"三了便愣着，撕子上的老茧，看目光可以到达的地方。
B大爷对旁人说"三子呀，人可是一点儿不傻，只不过脑子不好使。"
脑子不好使而人并不傻，真是非凡之见。这很可能要涉及艰深的哲学或神学问题。比如说，你演算不出这非凡之见的正确，却能感受到它的美妙。
从老屋往北，再往东，穿过芜杂简陋的大片民居，再向北，就是护城河了。老城尚未大规模扩展的年代，河两岸的土堤上怪柳浓荫、茂草藏人，很是荒芜。河很窄，水流弱小、混浊，河上的小木桥踩上去嘎嘎作响，除去冰封雪冻的季节，总有人耐心地向河心撒网，一网一网下去很少有收获；小桥上的行人驻足观望一阵，笑笑，然后各奔前途。
夏天的傍晚，我把轮椅摇过小桥，沿河“漫步”，看那撒网者的执着。烈日晒了一整天的河水疲乏得几乎不动，没有浪，浪都像是死了。草木的叶子蔫垂着，摸上去也是热的。太阳落进河的尽头。蜻蜓小心地寻找露宿地点，看好一根枝条，叩门似的轻触几回方肯落下，再警惕着听一阵子，翅膀微垂时才是睡了。知了的狂叫连绵不断。我盼望我的恋人这时能来找我——如果她去家里找我不见，她会想到我在这儿。这盼望有时候实现，更多的时候落空，但实现与落空都在意料之内，都在意料之内并不是说都在盼望之中。
若是大雨过后，河水涨大几倍，浪也活了，浪涌浪落，那才更像一条地地道道的河了。
这样的时候，更要到河边去，任心情一如既往有盼望也有意料，但无论盼望还是意料，便都浪一样是活的。
长久地看那一浪推一浪的河水，你会觉得那就是神秘，其中必定有什么启示。“逝者如斯夫”?是，但不全是。“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也不全是。似乎是这样一个问题:浪与水，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浪是水，浪消失了水却还在，浪是什么呢?浪是水的形式，是水的信息，是水的欲望和表达。浪活着，是水，浪死了，还是水，水是什么?水是浪的根据，是浪的归宿，是浪的无穷与永恒吧。
那两间老屋便是一个浪，是我的七年之浪。我也是一个浪.
谁知道会是光阴之水的几十年之浪？这人间，是多少盼望之浪与意料之浪呢?
就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河边，K跑来告诉我:三子死了。“怎么回事？”
“就在这河里。”
雨最大的时候，三子走进了这条河里；在河的下游。
“不能救了？”
我和K默坐河边。
河上正是浪涌浪落。但水是不死的。水知道每一个死去的浪的愿望——因为那是水要它们去作的表达。可惜浪并不知道水的意图，浪不知道水的无穷无尽的梦想与安排。
“你说三子，他要是傻他怎么会去死呢？”
没人知道他怎么想。甚至没有人想到过：一个傻子也会想，也是生命之水的盼望与意料之浪。
也许只有B大爷知道：三子，人可不比谁傻，不过是脑子跟众人的不一样。
河上飘缭的暮露，丝丝缕缕融进晚风，扯断，飞散，那也是水呀。只有知道了水的梦想，浪和云和雾，才可能互相知道吧?
二、《没有太阳的角落》
她像一道电光，曾经照亮过这个角落，又倏地消逝了。
这是我们的角落，斑驳的墙上没有窗户，低矮的屋顶上尽是灰尘结成的网。我们喜欢这个角落。铁子说这儿避风，克俭说这儿暖和，我呢？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想离窗户远一点，眼不见心不烦——从那儿可以看见一所大学的楼房，一个歌舞团的大门和好几家正式工厂的烟囱。我们喜欢这个角落，在这儿才可以感到一点作人的乐趣；这儿是整个“五——七”生产组最受人重视的“技术角”。铁子把仕女的图样设计得婀娜窈窕，大妈大婶们才能整天在那些仿古家具上涂涂抹抹，然后只有我和克俭能为仕女们长上脉脉含情的五官。大妈大婶们都很看得起我们，“啧啧”地赞不绝口。
“到底是年轻人哪！”
克俭得意地吹起了口哨。
“咱们生产组可离不了你们。”
铁子舒心地点上一支烟。
“就是正式工厂真的要你们，咱也不能给！‘”
我说：“那公费医疗呢？工资还是一天八毛？”
“就你矫情。依着我们还不好办？我们都是有儿女的人……”一个大妈竟擦起眼泪来。
我们哼起了《菩提树》，互相谁也不看谁。
门前有棵菩提树，站在古井边，我作过无数美梦，在它的绿荫间。这深沉的旋律能够安慰心灵。我想，铁子和克俭一定也和我一样，想起了那梦一般的童年和那梦一般的插队生活，在陕西，在东北和内蒙……我们？我们是怎么回事？唔……
清晨、晌午或者傍晚，你会在这条幽深的小巷中看见我们。我们三个结队而行，最怕碰见天真稚气的孩子。
“妈妈你看哟！”
我们都低下头。
“叔叔们受了伤，腿坏了，所以……”
铁子把手摇车摇得飞快，我和克俭也想走。快些，但是不行。
“瘸子吗？”
母亲的巴掌像是打在我们心上。
这最难办，孩子无知，母亲好心。如果换了相反的情况，我们三个会立刻停了下来，摆开决死的架势……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么？那些像为死人作祈祷一样地安慰我们的知青办干部，那些像挑选良种猪狗一样冲我们翻白眼的招工干部，那些在背后窃笑我们的女的，那些用双关语讥嘲我们的男的，还有父母脸上的忧愁，兄弟姐妹心上的负担……够了！既然灵魂失去了作人的尊严，何必还在人的躯壳里滞留？！我不想否认这世间存在着可贵的同情有一回，一个大妈擦着眼泪劝我说：“别胡想，别想那么多，将来小妹会照顾你的，她不会把哥哥丢了……”我不知当时我的脸色是什么样子，那个大妈哆哆嗦嗦搂住我，一个劲叫我的名宇。天哪，原来这就是我活在世上的价值！废物、累赘、负担……没有人相信我们可以独立，可以享受平等，就像没有人相信我们可以得到正式工作一样。可我们的仕女图画得并不比那些正式工人画得差，画得少。我们忍着伤痛，付出比常人更大的气力，为的是独立，为的是回到正常人的行列里来，为的是用双手改变我们的形象——残废。
“算了吧，”铁子对我说：“等到二老归西，难道咱们还那么不知趣地活着？”
“弄个炸药包，和他们同归于尽！”克俭说。
“和谁？”
“谁冲咱们翻白眼就和谁！”克俭把拐杖使劲往地上一杵，险些摔倒了。
幸亏人可以死。我们好像什么都不怕了，哼着歌走在小巷深处。今天像往日一样，我流浪到深夜，我在黑暗中行走，闭上了我的两眼；春风乍起，吹绿了柳条的时节，她来的。
“我叫王雪，我坐在这儿行吗？”她走进了我们的角落。
“当然。”
“只要你乐意。”
“有什么行不行的？”
我们每人一句，都是冷冰冰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腔调[]。克俭在我耳边嘀咕了一句什么，不外乎“德性”、“臭酸相儿”一类的评语。铁子冷酷的目光在眼镜后面闪了几下，“哼”了一声，低下头去。这是一种防御，一种以攻为守式的防御，防御什么呢？
她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姑娘。
“你也是病退回来的？”我问。
她摇摇头。“我是困退回来的。”
“你干嘛不去正式工厂？”我的语气就像是在说“您何必屈尊到这个角落里来呢？”
“待分配，和你们一样呀？”她总想朝我们笑一笑，但都被我们依次“抵抗”了回去。
“和我们一样？”铁子冷笑了一声，没抬头。
她朝大妈大婶群里望了一眼，说：“你们不也是待分配的知识青年吗？”
我们谁也没吭声。待分配？天知道我们待了几年了。像处理西瓜似的被人扒拉过来扒拉过去，拍拍听听，又放在了一边。最后我们就“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有了我们的角落。
“我先坐在这儿看看你们是怎么画的。”她终于有机会朝我笑了一下，大概是因为我在我们之中还算好惹一点的。
角落里静悄悄的。那所大学里在做广播体操。
她把头和铁子挨得那么近；她的肩和克俭的肩碰在一起了。这两个蠢家伙，竟像是两个大气不敢出的小学生！刚才的威风哪去了？我想笑。他俩都没闯进过姑娘的心，都还没来得及和姑娘挨得那么近就……只有我，但那也都是往事了。
克俭一连画坏了好几笔；铁子把仕女的头发画得像拆下来的旧毛线。我脑子里一下子问过好多往事，都是什么呢？好像又是那封信……但她突然“咯咯咯”地笑起来了。
我们尴尬地抬起头。
她还在“咯咯咯”地笑。
铁子脸上最先出现了恼怒。
“我能看见我的鼻子！”她说：“我正看你们画画，就看见了我的鼻子，原来人可以看见自己的鼻子！”她那大而黑的眸子对在一起，轻轻地晃着头寻找鼻子，依旧“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我们都笑了起来。角落里吹来一阵轻松的风，好像还有一点温暖。
春雨蒙蒙，天空里闪过一道电光，搅动了三颗枯萎的心。
我们的角落里从早到晚萦回着歌声：《菩提树》、《土拨鼠》、《命运》、《茫茫大草原》……先是轻轻地哼，后是低声地唱。我看见铁子认真地控制着自己的口型，克俭竭力压低自己的下巴颏，为了使歌声更低沉浑厚一些，似乎那样更能显出男子汉的气魄。我偷眼去看王雪；我发现铁子和克俭也在偷偷地看她。王雪随着我们歌声的节奏轻轻地晃着头。两个小辫一个弯了一个直，一个直了一个又弯。我们的歌声更响亮了。
老人河，啊，老人河——你知道一切，但总是沉默，……“你的嗓子真好，男低音！”王雪忽然说。
我们三个一齐望着她。
“你。”
“我？”
“就是你！”王雪被逗笑了。
铁子和克俭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不敢说其中没有一点嫉妒。“你们干嘛光唱这些让人伤心的歌？”“你爱听什么？”克俭说。他的脸红了一下。
“《晒稻草》。我最爱听胡松华唱的《晒稻草》。”王雪清了一下喉咙唱起来。
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把稻草晒干，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两人相距很远。
……
我又想起了那封信，那是一个好心人写给我心上的姑娘的……算了。不要想那些过去的事吧。
她爬到赶车台上去，让妈妈上草堆，她在那边我在这边，两人快乐向前。
王雪还在轻轻地唱。随着欢快的节拍摆着两条小辫。
我们三个干脆停下了手里的活、楞楞地看着她，目不转睛。心中的防御工事已经拆除了，没有进攻，没有退守，没有伪善也没有卑屈……心就像和平的蓝天，就像无猜的童年；眼前出现了一池春水；闪着无数宝石一样的光斑，轻轻拍打着寂寥的堤岸。她长得多美！但并不像那些做作的演员，用浓眉大眼招待观众，用装腔作势取媚邀宠。她怎么说呢？长得真实。她的心写在脸上。她看得起我们。
忽然铁子唱起了那支歌。
我愿作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
我愿她那细细的皮鞭。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王雪像听了侯宝林的相声似地大笑起来，笑得喘不过气，笑得弯了腰。“什么破歌呀？！还有愿意挨鞭子的哪？准是你瞎胡编的……”
她那样随便地拽住铁子的胳膊，摆着、晃着。
她可真不像有二十三岁了。她还像个小姑娘呢。
正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我们边唱边画。边画边唱，唱《晒稻草》，唱《友谊地久天长》，唱《哎哟，妈妈》唱那些欢乐的歌。我们的产额天天在增长，令大妈大婶们惊讶。王雪贪婪地学着，我们争着把看家的本事都端出来教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三个都用了长辈似的口吻和她说话，不是教训、是譬如：“王雪，你考大学吧，你别像我们似的。”
“王雪，你应该学外语，当翻译。”
“王雪，你不如学小提琴，只要下功夫准行。”
“王雪，你得注意锻炼身体。”
“王雪，你要记住‘防人之心不可无’。”
“王雪，晚上回家走大街，别走那些小黑胡同。”
……
王雪每天提前半个多小时就来上班，打扫车间，打扫我们的角落。灰尘结成的网没有了，斑驳的墙上挂上了漂亮的年历。遇上一天她来晚了或是请了假，我们就总会念叨她，角落里就没有了歌声。我们就又想起了招工干部挑剔的目光和母亲脸上的忧愁。那些日子，我们生活户的全部乐趣更是都在这个角落里了，但要有王雪，只要有王雪，只能是王雪。为什么呢？我还没来得及细想。
我们三个也都早早地就来上班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早，一个比一个早，而过去我们都是踩着铃声走进角落的；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为什么。当我发现我们三个之间出现了一种隔阂的。情绪时，我才明白了，那是由不自觉的嫉妒造成的，我们都想和王雪多耽一会，一天八小时太短了！而嫉妒说明了什么呢？有一次铁子和克俭竟吵起架来，无非是要在王雪面前证明自己的见解是对的。年轻人啊，残废了。却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在跳！
我感到了这个，不那么早早地去上班了。不，我绝不是小说中那种高尚的情敌，正是因为我深深爱上了王雪，心上的防御工事就又自然地筑起来了——那是一道深壕沟，那是一道深深的伤疤，那上面写着三个醒目的大字“不可能”。何况还有那封信呢？那封信……哦，心在追求人间仅有的一点欢乐的同时，却在饱受着无穷痛苦的侵噬，这痛苦无处去诉说，只有默默地扼死在心中，然后变成麻木的微笑，再去掩饰心灵的追求。
铁子和克俭也都不那么早地来上班了，因为一个大婶无意中说了一句话：“自打王雪来了以后，你们也都不睡懒觉了。”唉，他们和我一样，我敢打赌！
王雪可真还是个小姑娘呢，她一点也看不出这些细微变化的缘故。夏天的晚上，她央求我们和她一块儿去附近的小公园看露天电影晚会。
她举着已经买好了的四张票，说：“《玛丽亚》可好看了，去吧！”
“我不爱看电影，”铁子说：“那样的电影，看完了三天都堵心。”
“那咱们看《甜蜜的事业》，同时演好几部呢。”
“我也不去，”克俭说：“甜蜜啥呀？甜蜜个屁！”
“那你去吧，啊？”她又对我说：“散了电影，路可黑了……”
“你害怕吗？”我们同时问。
她皱着眉，难为情地点了一下头：“嗯。”
我们都同意陪她去了。因为能保护她，我有一种自豪感；铁子和克俭大概也是。
小公园里晚风习习，凉爽，飘着阵阵清淡的花香。多少年了？五年了！自从架上这两只拐杖我就再没来过这儿。来这儿干什么呢？只能勾起往事：这儿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欢歌笑语恍如昨日；这儿遗留着我少年时代的希望，不过已经认不出哪棵白杨是我栽下的了；那片草地上曾有过一群即将去插队的青年，用心里涌出的朴素无华的诗句讴歌美丽的理想……可是后来呢？
天还没黑，银幕前只坐了几个孩子，仰着小脸望着空白的银幕。
他们怎么会那么有耐心？噢，他们会幻想出五彩缤纷的画面，去填补空白的银幕。他们还太小呢。
铁子和克俭也都沉默着。
王雪“哧哧”地笑起来。
小树林里对对情人在漫步，在依偎，在亲吻。
“你别笑，将来你也那样。”我不知怎么竟会说出这样的话。
王雪满脸绯红。“去你的，我才不呢……”她嗫嚅地说。
唉，还是别想这些的好。
可是铁子又冒出了一句不该说的话：“王雪，你跟我们在一起走不嫌寒伧吗？”
“寒伧？为啥？”王雪一跳，揪下了两片树叶，淘气地塞进了克俭的脖子。
“你不怕吗？”我问。
“怕？怕啥？”
我没法回答她了。那封信！那封信是这样写的：“你不要和他来往过密，你应该慢慢地疏远他。因为他可能会爱上你，而你只能使他痛苦，会害了他。”那时我就懂了，我没有爱和被爱的权利，我们这样人的爱就像是瘟疫，是沾不得的，可怕的。我就离开了我心上的姑娘。她现在在哪儿呢？
“怕啥麻？问你！”王雪在我肩上捶了一拳，手里托着一只花牛牛。呵，但愿你永远像个小姑娘。
“噢，我是说天黑了，你不怕吗？”
“去去去！”她不好意思了。“我们看《甜蜜的事业》还是看《三笑》？”一她为了打岔说。
又是克俭说：“三笑？笑个屁！”
铁子说：“看《猎字九十九》吧，图个热闹算了。”
“不！我想看《甜蜜的事业》。”王雪站住不走了。
“那你一个人去看吧，散了电影一个人回去。”铁子故意逗她。
她不言语了，捧着花牛牛委屈地跟在我们身后走。
我真有点可怜她，但铁子和克俭忍着笑冲我挤眼。我忽然觉得世界是那么美好、甜蜜，我们像三个顽皮的小哥哥，逗弄着一个可爱的小妹妹。
她可真像是个小妹妹。一演到打斗和紧张的地方就闹起眼睛，紧抓住我的拐杖，或者嘟嘟嚷嚷地埋怨铁子和克俭。我有个强烈的愿望：时间停下来，让她永远是个小妹妹，让我们永远作她顽皮的小哥哥，永远这样相处在一起，忘记过去、现在和将来，忘记一切……有一次我真的忘记了我自己：为了去拣王雪掉在地上的毛线团，我的手竞离开了双拐，像健康人那样去追赶、弯腰伸手，“啪！”我的胳膊摔破在石头上……我愿意再摔十次，因为王雪当时心疼得快要哭了，是我满不在乎的样子才又使她破涕为笑。
人们说，爱情是压制不住的。真的，只需要找一个借口，理智就会服从感情，什么“决心”之类就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那个夏天，在那个小公园里，我们一起渡过了好多个甜蜜的夜晚。借口就是：在漆黑的小路上我们得保护王雪，得把她送上回家的汽车。都看了些什么电影，记不得了；只记得落日、晚风、明月、繁星和那个不把我们另眼相看的“小妹妹”。
秋风起了，吹黄了小路两旁的草丛，吹谢了草地上的野花，吹光了小树林的茂叶，吹去了小公园里甜蜜的夜晚……如今想来，那只是一场梦。
一天，王雪忽然发起愁来，独自默默地发呆，叹气，好像一夜之间变成名符其实的大姑娘了。
“你怎么了？”铁子问。
她看看我们，想说又没说。
“你病了？”克俭问。
她想说又没说，脸上起了一片红晕。
“有什么难事告诉我们，谁欺侮你了？”
“谁活得腻歪了？谁？！告诉我！”克俭把手指弄得“嘎巴巴”直响。
“没有谁欺侮我，”她吞吞吐吐起来：“是妈妈，妈妈非让我见那个人不可……”
角落里静极了。
“是二姨给我介绍的。一个大学生……”
听得见风把电线刮得“呜呜”地响。
虽然这是早已想到了的事，虽然我早就筑起了护御工事，但我的心仍像掉进了一眼枯井，往下掉，忽忽悠悠地往下掉……我说不清那一瞬间都想了些什么。好像只想着明天，明天可怎么过呢？我还能拄双拐兴致勃勃地朝这儿走么？希望，尽管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希望，但是没有它是多么可怕！我迫切地想要一支烟，……铁子和克俭已经点起了烟，把打火机递给我……“扑通！”我的心摔在了漆黑的井底。我真想就永远呆在这井底，忘记世界，也让世界忘记我……然而王雪那求助的目光望着我们，一像一个信赖我们的小妹妹那样。“我应该去见他吗？”她说。
王雪是个好姑娘，她应该享有比别人更多的幸福，她最应该！她单纯，不会想到要避开我们，难道因为这个我反而要影响她的幸福吗？难道好人只有用牺牲去证明她的好么？难道幸福只是为那些把我们另眼相看的人预备的？我们的心灵不是在顽固地追求么？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不想见，有啥意思，……”
她在盼望我们的帮助，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因为她还像个“小姑娘”呢。原谅我刚才那一瞬间的罪过吧，我是多么自私。
“你应该去见。”铁子最先缓过劲儿来。
“爱情是有意思的，”我说。
“就是！”克俭也说。
“处理得好，爱情会使你幸福，对工作和学习都是一种促进力量，世界都会变得美好起来……”我是在背书么？但书的作者未必有我体会得深。
我们三个都一本正经起来，谁也不说谁“酸文假醋”、“装蒜”或“瞎掰”——像三个称职的哥哥似的。我奇怪我们都能说。出那么像样的爱情伦理，唔，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过去都像是那只吃不到甜葡萄的狐狸罢了。王雪那么出神地、松心地、信赖地听着我们的“爱情伦理学”。她佩服我们了，她更看得起我们了，她眼睛里的闪光告诉了我们这个。我们被一种自豪感驱使着，为了无私地爱护着一个“小妹妹”。
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又结队走在幽深而寒冷的小巷里的时候，我们又唱起了那支一夏天都忘记了唱的歌。
今天像往日一样，我流浪到深夜，我在黑暗中行走，闭上了我的两眼，好像听见那树叶对我轻声呼唤，朋友，回到我这里来找寻平安。
我们又都早早地来上班了。不，跟过去不同，我们三个之间谁也不嫉妒谁，只是想和王雪再多呆一会。因为她的男朋友有办法给她安排一个正式工作。王雪要走了，要离开这个角落了。她说以后还会来看我们。我们的心还要什么呢？在这世界上？
冬天，王雪当上了正式工人。她去报到的那天，我们三个冒了小雪又去了一次那个小公园。
雪花飘呀飘，像我们那紊乱的心绪，雪花无声地落呀落，世界是那样孤寂。
我们互相搀扶着走，小路上留下了奇特的脚印和车辙。这小公园里，好像到处都有她的歌声。
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把稻草晒干，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两人相距很远，我用手去接那晶莹的雪花，雪融化在掌心里，像一滴泪。她像一道电光，曾经照亮过这个角落，又倏地消逝了。我们祝愿她幸福，她是个好人。
一九八Ｏ年二月
三、《法学教授及其夫人》
“之死”在这里是一个专用词，那是法律系解教授和他夫人陈谜的外号，前者为“之死先生”，后者是“之死夫人”。就连他们的独生子也这样叫。两位老人也不免为之尴尬，但所幸的是只有熟人才这样叫，而且叫起来也并无恶意。
解教授身材高而且不瘦，脸上的表情总是很认真。他觉得自己一辈子不曾欺骗过任何人。他常说，他是研究“法”的，“法”就其维护真理、申张正义的本质来讲，是最光明正大的事业，从事这一事业的人，本身就不能有任何一点点欺骗行为。
陈谜个子小而且不胖，一张孩子般小而圆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看上去很善良。她认为自己一辈子不曾被任何人欺骗过。她常想。不欺骗人固然很好，但如果总觉着自己被人欺骗了，岂不把别人想得太坏？岂不也等于欺骗人？
曾有过一位朋友，向这两位老人借了三十元钱，不知是因为遗忘还是有意，竟一直没还。解教授皱皱眉毛，说：“这不好，三十元钱我们可以白送，如果他需要。但欺骗……不好。”陈谜立刻像受了什么冤屈似的反驳：“倘若人家有钱，人家就会还；人家不来还，就说明人家实在是有困难。你怎么能这样想？”解教授欣然同意了妻子的正直，并且由衷地感到惭愧。这以后，两位老人甚至不敢登那位朋友的家门了，因为怕人家以为是来讨帐，那样岂不既有被骗之嫌，又有骗人之嫌么？这是他们的独生子当笑话向别人讲的。
这样两位老人，何以竟有“之死”这样一个不好听的外号呢？据说那是在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九年得来的。
在一个有风的下午，两位老人去参加一个斗争“走资派”的大会。原来的学校党委书记弯着腰在台上站了六个多小时，头上还流着血，血还把白头发染红了。陈谜看着看着，忍不住哭出了眼泪。散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好心的同志对她说：“要是心里难受，就回家哭，在会场上哭，你真是老糊涂了。”陈谜顿时惊得站住，眼睛愣愣地瞪着，嘴里说道：“哎呀哎呀，啧啧啧……”仿佛彻悟了世间的一切。
待她总算走回家，把这事告诉了解教授，解教授平生第一次象作了贼似的看着妻子，半晌才说：“这，这可是明目张胆地同情……”两位老人晚饭没吃，觉也不睡，背着独生子，商量该如何澄清一下“事实”。
“你不能说你是想起了别的什么辛酸事么？”
“那不是欺骗吗？再说，那样人家会说你是不认真参加政治……你看我是不是说沙子迷了眼？”
“那也没人信，沙子怎么会一下子迷了两只眼，你不是两只眼睛都流了泪吗？……我看你可以说你有‘见风流泪’的毛病。”
“对对对！我年轻时还真有过‘见风流泪’的毛病，不过现在好了，不过这也就不算欺骗了。”
“你还得强调一下，你根本不是哭，确实是……”
“对对对……”
半夜，陈谜去敲了临时革委会主任的家门，对主任说，她年轻时就留下了“见风流泪”的毛病。本来她还想说，在斗争会上她根本不是哭，但灵机一动想到，那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没说。主任莫名其妙了，以为陈谜年轻时留下的大约是“梦游”的毛病，便一直把她送回了家。
“她为什么一直送我回家？还总是这么紧拉着我？”陈谜对尚未睡下的解教授说。两位老人都心惊肉跳了。
天还没亮，陈谜又到了“造反司令部”门前。一个多小时以后，她对第一个来开门的造反派说，她年轻时留下的“见风流泪”病到今天确实还不见轻。那个造反派戴个黑边眼镜，仔细看了着陈谜因彻夜未眠而发红的眼，认为她定是走错了地方。因为校医院是在“造反司令部”的旁边，他把她指引到校医院的眼科门诊室去了。
“莫非真要让我检查眼睛？”她想着，在眼科门诊室前战战兢兢地徘徊，渐渐她感到半身麻木，头晕目眩，直到摔倒在地为止。
就这样，陈谜得了脑血栓，偏瘫了。看过契诃夫的小说《一个官员之死》的好心人，便给解教授夫妇取下了“之死”这样一个不好听的外号，并且不怀恶意地叫他们。陈谜听了感到尴尬，但却也感到幸运：没有追究她眼科检查的结果。从此以后，她处处谨慎小心。强令自己的感情紧跟形势，再没犯错误。解教授也为此事感到难堪。从那时起，他觉得在他与别人之间，别人与别人之间，甚至自己与自己之间，欺骗出现了。
一个不曾欺骗过任何人，一个不曾被任何人欺骗过，两位老人和谐地度过了几十年，活到了六十岁，活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这真正是个风雷激、云水怒的时代，一切都要变。
解教授在家里常常看着看着报纸便骂出声来：“狗屁不通！”可到了教研组的读报会上，却一言不发。他岂不是变了？变得欺骗了？有时，解教授的老朋友来家聊天，或是独生子的同学来家谈事。陈谜——她的半身不遂大有好转了——总是不厌其烦地说：“小点声，小点声，无论说什么都要小点声。”然后，她就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战战兢兢地四下张望。虽然四周什么事也没发生，但她战战兢兢的毛病算是留下了，那或许是半身不遂的后遗症。陈谜岂不是变了？变得多心了？独生子也变了，他有什么事都瞒着二老。他害怕二老的诚实。就是两位老人之间和谐的关系也变了，变得常拌嘴了。解教授说：“民族将亡，我还有什么可活！”陈谜央告：“你就小点声吧，老糊涂了？”解教授生气地拍桌子：“你才老糊涂呢！”陈谜便在床边愣愣地坐下，叹一口气，觉得世间的一切总不能彻悟。
一切都要变。到了一千九百七十六年春，一个巨变降临在解教授家：独生子——他们一向认为还是个孩子的独生子，在***事件中被抓进了监狱。解教授捶胸顿足地发怒，陈谜抽抽搭搭地啼哭。
解教授拍着桌子喊：“悼念周总理何罪之有？”
陈谜哆哆嗦嗦地关上窗户说：“哎呀哎呀，啧啧啧……你就小点声吧！”
解教授气愤地来回踱步：“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有集会、游行的自由！这样抓人是违法的！”
陈谜坐在角落里：“哎呀哎呀，啧啧啧……可言论自由、集会和游行的自由只给人民，不给敌人呀，你不是也这么说嘛。”
解教授一愣，马上说：“我们的儿子不是人民吗？”
“可自从他在***自由言论了之后、自由集会了之后，人家就不承认他是人民了，还给不给他言论的自由、集会和游行的……也就难说了。”
“什么？”解教授完全愣住了。
“唉，这孩子真不听话！用自由的言论把言论的自由给弄丢了，要不自由言论，本来他可以永远言论自由，也就还是人民。可这自由言论了之后，之后，之后人家就有理了，你说人家这还违法吗？”陈谜巴望丈夫给她一个满意的回答。
但解教授一下子跌倒在椅子上，呆呆地望着妻子，默默地听着角落里的啜泣声。许久，许久，他一动不动。
陈谜害怕了，叫一声：“解……”
“谜，”解教授慢慢地说，“我教了一辈子法律，却一直没发现这个毛病。这毛病，就出在——什么样的人是人民，什么样的人是敌人，没有一个严谨的法律标准，而是由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逍遥于法律之外的人说了算，法律在这儿成了装饰……给瞎子戴一副眼镜，给哑巴的嘴上吊一个扩音器，却要把能看的眼睛挖掉，把能说的嘴巴缝上……”
“你，住口！”陈谜腾地站起来，惊叫道，“你疯啦？儿子还没出来，你也想进去吗？你老糊涂了！”
解教授严肃地说：“不，我老明白了。你也并不糊涂，你是被法西斯式的镇压吓出毛病来了。”解教授平生第一次用负疚的目光看着妻子：“你被欺骗了，真的，欺骗你的，也有我。”
陈谜不说话了，她想：“再说下去，不知老头子会说出什么来，反正说什么也没用了，儿子毕竟是坐了牢，老头子要是再……”她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战战兢兢地四下张望。她那小而圆的脸上布满了恐惧的皱纹，因为她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那人要是听见老头子刚才说的话可怎么办？……这之后，解教授整天埋头于马列着作、毛主席着作以及其他参考书之中了，他开始重新研究他的“法”。陈谜埋怨他不关心儿子，他说：“这不是儿子一个人的事。”
这之后的若干天内，陈谜都是在战战兢兢和抽抽搭搭中度过的。她白天想儿子，夜里就梦见儿子，眼边的皱纹没有了，代之以一片发亮的红色。
有一天她梦见儿子被打断了腿，哭着喊妈妈。第二天，她决心写一封信说明儿子的情况。写什么呢？写儿子只是悼念周总理，并没干别的？不行，这岂不又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写儿子并没烧汽车，只是在一边看着？也不行，看着为什么不制止？要不，光写儿子不懂事？‘还是不行，不懂事怎么懂得反王张江姚？……再不，只写儿子身体不好，请别打得那么厉害？更不行，这岂不又成了明目张胆地同情？唉，可怎么写呢？再说，写给谁呢？写给毛主席？不行，怕落在江青手里。写给党中央？也不行，王张江姚正得势哪。写给市委？唉，***抓人打人，市委又不是不知道……她忽然眼睛一亮，写给法院！告那群坏蛋！但她的目光马上又黯淡了，目前的法院似乎只管离婚，政治案件只有刚才想过的那几个地方能管，可那又都不行。唉，怎么办呢？陈谜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望着蓝色的天空，她仿佛听见棍棒打在骨头上的声音，不由说道：“老天爷保佑吧！”待她说出这句话时，不由浑身一抖，心想：“这样的话我怎么竟在屋子外面说出了口？要是让别人听了去，会说我是宣传迷信的，会说我是妄图复辟封建……”她急忙翘首四望，不远处又是那个穿红衣服的人。陈谜小而圆的脸上出现了死人般的皱纹。她急忙跑回屋里，跑到解教授跟前，说：“哎呀哎呀，我刚才又说了一句错话，办了一件错事，而且，而且肯定被人听去，报，报告了。”一阵半身麻木头晕目眩，她的脑血管里又有了栓塞。
陈谜病倒了，住在医院里，在她神智最不清醒的时候，她也没呼唤过儿子，因为在她的大脑里铭刻着一个逻辑：真心话绝不可在家门以外的地方说。在她心里最明白的时候，她也总觉得自己是住在眼科病房里，人家要来检查她的“见风流泪”，新帐老帐要一起算了。无论解教授怎样安慰她，怎样向她解释，她都是将信将疑。
一切都在变，到了一千九百七十六年秋，似乎一切都已经变了。十月九日晚上，当解教授激动、兴奋地来到医院里，把那个好消息——“四人帮”被逮捕了——小声告诉陈谜的时候，她惊吓得赶紧捂住了丈夫的嘴。只是在值班护士向她证实了这一消息的时候，“她才把手从解教授的嘴上拿开，急切地要听下文。
陈谜已经有十几年没扑在丈夫怀里哭了，如今这老夫妻又重温了一次年轻的梦。她尽情地哭着，时而又象孩子那样擦着眼泪微笑。
陈谜抽抽搭搭地说：“哎呀，这回可有办法了，有办法了，儿子出来时我也出院。穿红衣服的……也不怕了。”
解教授紧捏着妻子的手，说：“这些日子我在偷偷地写一篇论文，题目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陈谜又有些惊慌：“你可先别，先别瞎写什么哪，再看看……等儿子出来，就挺好的了，可别再……”
解教授听了，沉吟了许久，之后，不明不白地说了一句：“谜，我这辈子对不起你，不过我也是刚刚……我们有个好儿子。”
过了几天，陈谜的身体好多了，在一个有风的下午，她出来走走。风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句话，吹进了她的耳朵。她顿时惊得站住，眼睛愣愣地瞪着，嘴里说着：“哎呀哎呀，啧啧啧……”仿佛又一次彻悟了世间的一切。陈谜战战兢兢地溜出医院，战战兢兢地溜回家来。
“你怎么啦？”解教授赶紧扶住歪歪斜斜扑进家门的陈谜。
她哆哆嗦嗦地关上窗户，抽抽搭搭地说：“儿子恐怕还不是人民，我听人说了，在”四人帮“没打倒之前，儿子就自由言论……唉！‘四人帮’没打倒之前，自由言论之后……恐怕儿子还是‘反革命’。这之前……那之后……之前……之后……”
“之死！”解教授第一次说出了这两个字，而且是异常气愤地，而且是对着他的“之死夫人”。
陈谜却充耳不闻，急着说她的：“你可别写什么了，把写的烧了吧……”她冲到桌前，抓起写满字迹的稿纸，一看，上面竟也有“老天爷”三个字。
解教授让她回忆一下《国际歌》于是轻轻地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然后又说：“也不靠老天爷。”
陈谜“啊！”地惊叫一声，向后倒去。
解教授抱住她的时候，她的目光正在黯淡下去，黯淡下去……“老天爷！”她喃喃地说，目光最后一闪，又象是希望着什么。
“之死夫人”带着她那胆小而混沌的灵魂死去了。“之死先生”再生了。解教授要用勇敢去扞卫诚实，要用民主和法制去扞卫真理。
死去的妻和狱中的儿，消灭的妖和还魂的鬼……怎样才能保证这一切不重演呢？——诸位看官，解教授为陈谜送葬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些。
一九七八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