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春雨·歌

　　手术室里的事，我们到外面是不能讲的。出了错、死了人，大家心照不宣，病人的家属也不可能知道。

　　二十多年前，有两个在同一家医院服务的护士跟我学画。她们常穿着护士的制服，匆匆忙忙赶来，身上还散发出浓浓的药水味。我教画是很自由的，学生们可以一边画、一边聊天。有一天听其中一位护士，对着旁边的同事小声说：“今天××医生又‘秀逗’了。”

　　“是啊！怎么会这么糊涂？”另一人叹气。“命啊！听他家人哭得好伤心。”我好奇地问她们。她们脸色凝重地互看一眼，居然言辞闪烁地没有正面答我。隔了好一阵，其中一个私下对我说：

　　“老师！您知道吗？手术室里的事，我们到外面是不能讲的。出了错、死了人，大家心照不宣，病人的家属也不可能知道。”沉吟了一下，又歪头笑笑，“哪个名医不是从庸医变成的？哪一把‘名刀’下面，又不曾枉死过病人？”

　　这事过了不久，我太太就进了医院，因为视网膜脱落，准备动手术。

　　好多朋友推荐同一位名医操刀，可是有人提出异议：“那位名医根本不是自己动手，他只是站在旁边看，叫他的副手操刀。”

　　又有人推荐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医生，说他的技术最新。可是也有反对的意见：“他去美国才几个月，学到什么？可以说在美国学到了方法，回来锻炼技术，小心一点，别成为他实验的白老鼠！”

　　所幸我太太找后一位动手术，十分成功。只是这些话在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有一天，碰到位医界的朋友，我问：“依您看，这两位医生，谁比较高明呢？”

　　“其实两个人都不错。”他说，“你不要认为由副手操刀就不好，你想想，如果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和一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同时抢着为你穿针，你会选哪一个？你总不会因为老的那个穿了四五十年针，经验老到而挑他吧。所以呀！用老一辈的经验，加上新一辈的精准，常能完成最艰巨的任务。”

　　看我直点头，他又眉头一扬，笑着说：“做医生，真可怜，年轻的时候眼力好，手又稳，偏偏经验不足，老出毛病。老了之后，经验十足，却又常看不清、手发抖，这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自从搬到纽约的长岛，就与医生们做了近邻。左邻是位麻醉科的名医，坐骨神经动手术才一个礼拜，就溜出医院，回家种花，还对我大声喊：“医生是最坏的病人。”

　　右邻不远是位内科名医，常找一堆医生朋友，邀我聚餐，然后举着酒杯对感冒的朋友说：“喝点酒，感冒就好了！”又回头对我一挤眼说：“其实啊，人长寿不长寿，多半要看爹娘。”

　　听他们谈“别人”就更惊心了——“谁谁谁，在台湾为了赚钱，两口子整夜调制可的松的药膏，吸多了药粉，都成了‘月亮脸’。”“谁谁谁，又被告了。当然告不倒，但是手术室里谁不知道？”有一天我问在座的人，谁最清楚手术是成功，还是失败。大家一起回答：“当然是医生自己。”

　　与“众名医餐叙”比起来，我宁愿一对一地聊天。因为这时候最能听到心声。

　　有位妇产科的名医，一次略带醉意地对我大声叹着气说：“唉！年轻的时候，爱玩，女朋友在外面等，明明可以自然分娩的，看她一直生不出来，不愿意多等，就说该动手术。”脸上红彤彤的，“现在啊！外头谁在等，我都不管，病人重要、良心重要。”

　　还有一位名牙医，居然对我说：

　　“你知道吗？我最希望的是去开一家饺子馆。”“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是卖水饺的店哪！”他十分认真地重复一遍。“那你为什么不开？”“因为我还在还债。”他的脸色更认真了。“你还欠钱？”我追问。“不！是欠情。我前面那些年，做坏了太多人的牙，现在想退休也不能退，要把错补过来。”

　　最近，参加美华防癌协会的募款餐会。其中有名歌星演唱，也有名家演奏。但是最令我感动的，是一群医生的合唱。

　　八位各科的医生，在一位女医生的伴奏下，唱了《大学颂》（Gaudeamus）、《故乡老友》（Old Folksat Home）和《哦！王小姐》（Oh！Brelidy）。

　　都是中年人了，有的秃了顶，有的白了头。略带一点紧张与腼腆地站在台上，并在其中一位的带头下作四重唱。

　　不知为什么，他们的歌声给我少有的震撼，觉得那不只是歌，更是心、是生命。

　　看了多少人生的悲欢离合，救了多少命，也犯过多少错。而自己的青春已逝、事业已成、儿女已大。沉重的压力、沉重的心情，似乎放不下，又似乎可以放下了。

　　在许多矛盾之间，产生了火花，化作了歌声。

　　歌声是那么释放，又那么复杂。仿佛把肝胆肠胃、脑肾心脾、肌肤神经所交织起来的“兴衰荣辱”“是非成败”，一起化作音符。

　　我仿佛看到杏林间，一阵风来，一片花雨……美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