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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和平》抗美援朝70周年观后感心得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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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和平》抗美援朝70周年观后感心得摘抄

《为了和平》抗美援朝70周年观后感心得摘抄

导语:在朝鲜战争中,中朝以一百一十万人打败了联军一百二十万超级大军。说到朝鲜战争,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士兵。下面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为了和平》抗美援朝70周年观后感心得,希望大家喜欢。

《为了和平》抗美援朝70周年观后感心得摘抄

篇一:

二0二0年十月迎来一个重要的纪念日,即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七十周年。一九五0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将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开国领袖一声令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者。

在环境恶劣、条件艰难,敌人强大,我军弱小的情况下,我军以中国特有的近战、夜战、运动战、枪林弹雨的战场,勇敢穿梭,让敌人惊恐万分。在重要的战役打出了万岁军38军。

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之所以取得军事胜利,其主要原因就是以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主导的政治工作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政治优势成为我军致胜的战略优势。无数先烈、革命前辈们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贡献,英雄事迹可歌可泣。

与许许多多的革命前辈相同,我的父亲母亲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保卫和平,抗击敌人,我为他她们感到骄傲和自豪!永远怀念他她们!

抗美援朝志愿军取得的伟大战果震惊了全世界!抗美援朝是中国的“立国之战”“立威之战,”打出了中国的伟大地位和尊严,表明了已经强大的起来的新中国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国家对他进行欺负。

对于新中国来说,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必将永彪史册,万古流芳!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狂妄。充分表明,中国人民是不畏强暴的,有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勇气,中华民族这种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是我们民族之魂。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使之更加发扬光大。我们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七十周年,就是要大力学习和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继续发扬全国人民和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表现出来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在当今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要立足于世界之林,更要有这种大畏的爱国气节和英雄气概。

篇二:

抗美援朝战争有无必要?这本是一个毫无争议的问题。这场爆发于新中国建国伊始的战争,打出了中国人久违了的国威、军威,是一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的正义之战,其胜利的意义远远大于付出的牺牲。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借前苏联解密档案和口述史料增多的机会,有些居心叵测的人在战争的必要性上大做文章,有的甚至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和否定[②]。

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辨别“抗美援朝”战争和“朝鲜战争”两个不同的概念。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战争是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美国和西方国家称之为“朝鲜战争”,朝鲜政府称为“祖国解放战争”,韩国方面则称为“625战争”。而我国所称的“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朝鲜战争爆发4个月后,于1950年10月19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番号入朝,对朝鲜人民抵抗外侵进行的支援战争。前者始于朝鲜南北内战,继而受到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武装干涉。综合当时国际和朝鲜国内各方面的情况,这场战争并无十分的必要,但也势难避免。[③]而后者则是在美军已将战火烧到中国边境,严重威胁我国家安全,并一再无视我严正抗议之下,中国人民无可选择的选择。

一、不得不参战的形势

中国主观上并没有参战的意愿,客观上也没有参战的有利条件。1950年,国家刚刚建立不到一年,新生的人民政权还未完全巩固,人民经历了常年战乱而渴望和平,国内百业待兴。在1949年底访苏时曾对斯大林说,“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④]就在朝鲜战争前的19天,在提交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还判断,虽然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正在提高。”中国要做的是,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统一财经、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同时,“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O年复员一部分”,只保存主力。[⑤]6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公布的关于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仍然将彭德怀安排在土改委员会,[⑥]也就是说,直至此时中央还没有让他挂帅出征援朝的打算。可见,当时我们虽然没有忽视战争的可能性,但是也并没有真正大战的思想准备。

国际上,一方面,我们将面临的对手异常强大。美国作为战后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19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2/3,黄金储备占70%,工农业生产总值为15078亿美元,钢产量为8770万吨。同时拥有用先进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中国的实际是,“工农业生产总值只有人民币574亿元,钢产量61万吨”,同时军事力量薄弱,“海军和空军还处在初建阶段。陆军的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既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又缺少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⑦]中美之间的差距十分悬殊。另一方面,我们的盟友,苏联从本国利益出发,在整个朝鲜战争决策的过程中,顾虑重重,反反复复,变来变去。斯大林由反对到默许朝鲜内战,但又没有阻止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动议组成“联合国军”公然侵入朝鲜[⑧],还撤出了在朝的苏联军事顾问。当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苏联又一再敦促中国出兵,但又拒绝立即提供支援。后来提供给中国的武器装备,中国还要偿还贷款。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抗美援朝战争对于以核心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战争。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决策,完全是形势所迫。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不得不参战的形势?

(一)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这是迫使中国参战的第一个重要因素。朝鲜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6月26日,杜鲁门政府在决定武装入朝的同时,做了另外一个决定,即下令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正是这个决定使中美之间产生了最大的矛盾和误会。今天来看,杜鲁门政府的这一决策,并不是单单针对中国大陆,它的主要目的是要维护亚洲、台海局势的稳定。从中国内战开始,美国就无意对华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随着蒋介石在中国内战中的失败,美国企图以和平的手段将中国共产党纳入美蒋联合政府,从而控制共产党和苏联在华势力和影响的愿望化为泡影。美国仍然没有动武,而是不得已调整了对中共的政策,妄图鼓动共产党中国的“铁托主义”。杜鲁门政府6月27日的声明中说:“已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这段声明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实际上,它也在客观上起到了阻碍国民党借朝鲜战争之机“反攻大陆”的可能。但无论初衷如何,此举传递给中国的信号是公然的战争威胁。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做出了明确反应。在6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时指出,“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⑨]。为什么中国会有强烈反应?原因很简单,美国的行为无疑已经把新生的中国政权在实际上陷入了军事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越过三八线

这是迫使中国参战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开战初期,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但到8月即在洛东江同美国和南朝鲜军打成了胶着状态。9月15日,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实行战略退却。早就预见到战事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果然,在战局逆转之下,美国做出了第二个错误决策:北上越过“三八线”继续作战。美国国内对于是否打过三八线的问题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但始终没有把中国的应变反应和战略利益考虑在内。苏联问题专家凯南认为,“克里姆林宫决不会接受在北朝鲜建立一个它无法统治和控制的政权”;以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的主流观点则认为,战争止于三八线只会使半岛局势回到冲突前的状态,而朝鲜人民将对美国的勇敢、明智和富有正义的传统失去信心。然而美国人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在中国看来,美军越过三八线意味着战争开始扩大化,表明美国战争的目的不是恢复朝鲜的和平,而是要占领整个朝鲜,其战争性质即变为侵略。这种情况下,谁也无法预料战争会扩大到什么程度。即使美军止步于鸭绿江,对中国已极为不利,一方面有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忧虑,另一方面有因防美而使苏联成为掣肘的风险;如果美军打过鸭绿江,则后果更不堪设想。所以,中国再三发出警告,而美国只认为是“虚张声势”。10月7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一意孤行越过三八线,最终把中国拖入了战争,也把自己拖下了泥沼。

(三)要争取苏联的信任

这是迫使中国参战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新中国在建立之初并没有得到苏联和斯大林完全的信任与支持。分析原因,主观层面上,苏联的顾虑来自在中国内战期间没有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⑩],因而对否能够顶住美国制造亚洲“铁托”的计划心存怀疑。斯大林曾明确向国民党表示,“关于中国之共产党,吾人并不予以支持,亦并无支持彼等之意向”。[11]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苏联没有想到的。客观层面上,苏联也要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苏联在远东的国家利益,即以保证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建立安全带,既要防御美国,又要遏制中国。即使中国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对苏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事,也仍然不能改变它从本国国家利益出发的原则。新中国的成立,并没有使苏联在思想上产生想要放弃《雅尔塔协定》既得利益的打算。[12]苏联一行使真切地感受到斯大林对中国的不信任,而如果得不到苏联的支持,新生的中国政权将面临极大的困难。因此,如果出兵朝鲜能够解除斯大林的顾虑,摘掉可能的亚洲“铁托”的帽子,从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则对中国极为有利。事实上,当时斯大林已是骑虎难下。苏联不能出兵,不能与美国直接对抗。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必败。如果朝鲜败了,美国就将在远东对苏联构成长远的威胁。因此,力排众议,克服万难,不惜以弱抗强,出兵朝鲜,确实为苏联解了围。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抗美援朝战争以后,苏联确实对中国解除了顾虑。“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定下来”。[13]

综上所述,第一、二条因素至关重要,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说的,“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14]再加上第三条因素,中国权衡利弊必须出兵援朝。10月13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的决定。当晚电告周恩来,“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5]

有学者提出,中国出兵朝鲜是斯大林故意设的套。[16]且不论这种观点对斯大林想法的分析是否正确,他是从来不会被苏联牵着鼻子走的。从民主革命时期即如此,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时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还有学者提出,决策出兵援朝,不是因为美国敌视新中国,而是因为美国轻视新中国,是“受害者心理”,“这种心理产生于民族辉煌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民族在近代的屈辱经历之间的强烈反差”。要知道,伟大的领袖人物是不会从个人喜好和情感出发而做决策的。更何况,“你轻视我”,对真正自信的人来说,什么也代表不了,而在实际中还会对我有利。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当时已经很清楚,今天看来,也仍然是这样:“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17]

二、战则必胜的信心

无论出兵援朝的必要性有多大,要作出决策,还必须充分考虑其可能性。从中国的现实条件来看,出战十分困难。从后来决策过程的曲折,也可以看出决策的艰难。1950年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10月2日-5日,中共中央开了三天会反复讨论朝鲜时局和出战问题。2日凌晨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主张出兵,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会后亲自拟写了给斯大林的复电,表示决定出兵援朝。但是,2日下午的书记处会议上,尽管认为出兵朝鲜已是十万火急,但大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所以原拟的电报并未发出,而是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了斯大林。[18]4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多数人仍然不赞成出兵或有各种疑虑。[19]大家的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

但是,如前所述,从大局出发,中国必须参战。5日早上在中南海专门会见彭德怀,问他,“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并提出,中央的意见是,援朝挂帅的担子由他来挑。彭德怀表示服从中央决定[]。[20]下午政治局会上,仍然有两种意见。周恩来、彭德怀支持出兵朝鲜的主张。林彪提出,美军高度现代化,还有原子弹。说:“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21]这次会上,通过充分讨论,大家才统一了认识,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并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70年代会见金日成时还说起,“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22]

正是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决心,对最后的决策起了主导性的作用。作为掌控全局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中国只能打。而打,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赢,一种是输。如果赢了,不仅可以解苏、中、朝三方燃眉之急,且将在政治上获得大胜;如果输了,从战争本身来讲,和不出兵结果一样,但已付出了巨大代价,并且在政治上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困难。因此,如果中国出战,则只能赢。出战决策的关键变成了对战则必胜的把握。从对战争的坚决态度,可以看出他对战争必胜的信心。正是这种信心,对出战决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信心从哪里来?

(一)未雨绸缪,增兵东北

这是第一个信心来源。早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时,和中共中央就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7月7日和10日两天,周恩来受命主持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讨论了保卫东北边防问题,提出并同与会者初步商议了边防军所辖部队与部署、指挥机构设立与领导人选配置、政治动员与后勤保障、车运计划与兵员补充、商定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等。根据会议精神,13日正式形成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23],即送审阅。当天批示:“照此执行。”[24]这是一步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正如后来自己说的:“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是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25]8月4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后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问题。的观点是,“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26]同日,他还批准聂荣臻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5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高岗电,要求边防部队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18日,要求务必在9月3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完成第一步部署后,又集结第九兵团、第十九兵团于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作为机动策应。

(二)精心谋划,掌控战局

这是第二个信心来源。10月2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已经把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都考虑清楚了。他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出兵援朝的必要性,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将采取的战略、战术,以及苏联必须提供的支援等。他认为,一旦出兵,如果能够在朝境内歼灭美军,主要是其第八军,无论战争是否结束,局面都会对我有利。相反,如果不能,就要面对美国和我正式宣战,进而从空中和沿海对我进行打击的情况。而这会引起中国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等很多人的不满,因为大家害怕战争。因此他主张,应出动12个师,而不是5、6个,先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的情况,同时等待苏联援助的到来,再行反攻。[27]当然,这封很长的复电并未发出,但它无疑反映了当时清晰的战略思路。8、9月间,就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美国的优势和劣势,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今天是有许多困难的,内部争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个,运输路线太远,隔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28]因此,要“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29]志愿军入朝以后,每天批阅大量来自前方的电报和各方面的情报,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决策,争取战机。[30]在战略上,根据实际情况,果断改变了预定的防御战略,采取运动歼敌的战略,使志愿军直接实施带有战略反攻性质的作战方针,从而扭转了战局,初战告捷就打下了战争胜利的基础。进入相持阶段后,不给美军喘息的机会,没有急于进行停战谈判,而是将战争进行到底,采取边谈边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的方针,直到美国真正甘心坐下来谈判。在战术上,扬长避短,限制敌军先进技术装备有效发挥作用,而充分发挥我军的自身优势。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创造出许多新战法,如将夜间作战发展成战役规模,“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等。据美国海军陆战队官方战史的说法,“只有有这种经验的美国人才能体会到半夜被偷袭时的震恐心情,因为偷袭者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妖魔鬼怪那样用手榴弹和冲锋枪的子弹射击我们。”“中国红军之成为可怕的力量,不是依靠他们人多,而是依靠诡计和突袭。”[31]

(三)事无巨细,思虑缜密

这是第三个信心来源。仅举几例。第一,采用“志愿军”番号。10月8日,东北边防军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这是早就考虑好的,目的是不形成中美两国直接交战的印象,把中国对抗美国的不良后果尽可能减少。在8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就说过,“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32]第二,谨慎处理和朝鲜方面的关系。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时间再南进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赞同彭德怀的意见,但是又坚持必须尊重朝鲜同志的意见,特别是注意同他们搞好团结。在修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做的报告时,特意加上了一大段话,强调,一切在朝的中国志愿军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与朝鲜人民亲如兄弟地团结在一起,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他认为这是胜利的政治基础。[33]第三,准备美国打原子弹。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说,美国要乱来,“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他认为,如果美国要乱来,我们没有准备就不好,我们准备了就好对付它。他的观点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只要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就能打败他”。[34]第四,直到战争最后仍未放松警觉。朝鲜停战协议签订的前两天,中朝两国人民已经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还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强调:“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做出破坏的挑衅。”[35]

三、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

中国最终赢得了胜利。爆发于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两年零九个月的英勇战斗,终于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把军事分界线重新推回到三八线,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是一场具有伟大意义的战争。

(一)实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基本战争目的

在战后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他总结了四条: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使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能够安心生产;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知道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第四,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36]战争的胜利,稳定了当时中国的工业中心东北地区的局势,也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到了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缓冲了苏美之间的冲突,避免了大规模热战;中美之间互相也有了一个底,双方都尽量避免了直接冲突。

(二)在政治上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这场战争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赢得的第一场对外战争,是中国人摆脱“东亚病夫”、扬眉吐气的一场战争。在开国大典上的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获得了最有力的印证。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开始成为亚洲乃至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且对远东和世界局势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场胜仗迫使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1954年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启动。任何人都不应有异议,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三)赢得了苏联和斯大林的信任,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国家中提高了威望

中国出兵朝鲜以后,斯大林心里明白,中国人给了他维护苏联远东战略目标和利益的最大支持。直至此时他才承认,中国的确是一个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国家。中国也因此在当时和后来获得了苏联的大力帮助。战争期间,除武器装备上的支援以外,苏联已经在经济和建设上给予中国帮助。为中国工业体系建立奠定基础的156项重点工程,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了50项。赫鲁晓夫时期逐步扩大了援建项目,并派出专家指导。中国从“一五”计划开始进行全面的工业化建设,正是在此基础之上。1955年,中国又成功地出席了亚非万隆会议,宣扬了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当然,战争就一定会有牺牲,关键要看牺牲的价值。无论在战场上,还是战场外,中国付出的代价都没有超出合理的范围。据中国官方数字,抗美援朝战争中,阵亡和非作战死亡人数共计141624人,消耗各类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62.5亿人民币(相当于25亿美元)。而据美国官方数字,朝鲜战争中,阵亡、失踪62423人,消耗各类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战费400亿美元。[37]从此对比中可以看出,美国在战场上付出的代价并不比中国小。

有人提出,台湾局势的发展由于朝鲜战争以及中国入朝参战而极度复杂化,并形成了海峡两岸之间分治对抗的局面将长期延续下去的环境和条件。台湾问题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不是可以说,没有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我们就可以收复台湾?此处存疑。有人提出,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作为一个“革命国家”,愈加被排除在国际事务之外(包括联合国之外)。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终于在国际事务上有了发言权。还有人提出,面对新中国在国际安全环境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中共领导层在中国各种资源的配置中,将国防和军备放到空前重要的位置,并使得以高度集中为主要标志的统制性计划经济模式成为唯一有可能实行的模式,这正是整个时代中国经济成为“短缺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和逻辑起始点。对此观点,我们只想反问,中国作为一个积弱积贫、历经百年战乱的落后大国,难道可以一跃而成为发达国家?

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中美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战争在客观上使中美关系的非正常化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应当承认,在战争决策的过程中,中美之间存在很多的误会。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双方也并没有沟通的渠道。二是对中苏关系的理性认识。战争使中苏同盟关系得到加强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新中国在经济等方面对于苏联的依赖,埋下了中苏论战直到关系破裂的种子。大国关系的处理要考虑全面,目光长远,这在今天仍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篇三:

抗美援朝不仅重塑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延续百年之久的中国听任列强随意宰割的屈辱历史由此宣告终结,而向来被世界默默忍受的强大国家可以为所欲为的霸权体制也由此而发生根本性动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变迁,这场战争之于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和平来说,其所具有的积极影响则愈发显得持久恒远。

八集政论片《长征》,其传递的深远影响遍及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尤其令人振奋的是,一度将“抗美援朝”改成“朝鲜战争”的小插曲,又在《长征》政论片中得到恢复。正由于风向转变,因此,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已开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记忆时刻再获重视之际,就相关影响做一回顾,其主旨显然意向深远。情况很清楚,曾令国人热血沸腾的血与火的壮丽图景由一系列有关抗美援朝的纪录片而再度唤起人们对逝去岁月的回味和怀想,其深远价值并不限于历史记忆,更与中国未来构成密切关联。

自鸦片战争以来便留给世人的中国孱弱可欺的形象因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残酷血战而得到重新塑造,而战争的最终结果则拉开了全球非殖民化浪潮的序幕;尽管已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可泯灭无数记忆,但这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和重新勾画世界政治版图的由两个大国在二战后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则永远也不能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模糊。如果能将美国在朝鲜的首度受挫和其在八十年代以后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加以比较,志愿军官兵在朝鲜战场所展现的气吞山河的英雄主义精神着实令人荡气回肠,激动不已,而其屡屡创造的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则更可为未来解决相关争端提供有益的启示。

抗美援朝重绘世情

在总结中国自1840年以来开始的追求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的艰辛历程时曾指出:一百多年来,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几十个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发动过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除赢得对日作战这唯一一场民族战争的胜利外,其余的对外战争皆以签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结束。然而,即便这唯一一场胜利,也不被西方承认;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是被美国主导的太平洋海战和随后投掷的原子弹制服,中国在二次大战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发挥的重要作用因积贫积弱的往昔纪录而不被普遍承认。正因为背负着倍受欺凌的屈辱历史,以致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当时人口规模已达五亿的新中国的傲然独立并没被看成是世界力量对比即将发生深刻变化的开端,相反,她再次被视作可轻易予以扼杀的对象。美国公然作出的全面卷入朝鲜内战并将其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从而对中国形成南北夹击的钳形攻势的战略安排无疑是其蔑视中国主权和安全并企图随意凌辱中国的骄狂姿态的真切体现。

然而,具有超凡的军事胆魄和洞微悉见的政治智慧的新中国统帅不仅毅然作出了出兵朝鲜的惊人决定,而且其麾下既英勇无畏又多谋善断的将士更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变幻莫测的战略战术而使得这场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非对称战争结出超越所有人意料的结果;能有效对抗在装备、补给等各方面远胜自己上百倍且训练有素的强大美军并最终迫使其第一次在未能取胜的停战协定上签字,已然奠定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大国地位。

可以认为,抗美援朝不仅重塑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延续百年之久的中国听任列强随意宰割的屈辱历史由此宣告终结,而向来被世界默默忍受的强大国家可以为所欲为的霸权体制也由此而发生根本性动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变迁,这场战争之于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和平来说,其所具有的积极影响则愈发显得持久恒远。很难设想,如没有朝鲜战争所充分体现的中国人的勇气和战力,英国会心甘情愿的放弃对有东方明珠之誉的香港的控制;要知道,为了并不太知名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控制权,英国不惜对阿根廷发动跨越大西洋的激烈海战,并因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至今仍旧将该群岛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毫不夸张地断言,香港与澳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相继顺利回归,在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从表面上看与其没有直接关系的抗美援朝的潜在影响的。

抗美援朝与港澳台有牵连

然而,中国努力近七十年的两岸统一问题却至今没获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尽管大陆为落实“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已付出巨大努力,但岛内政局却出现了加速走向分裂的趋向;始终不接受九二共识的蔡英文以为,只要引进一些先进武器,然后再得到某国安全保障的承诺,其就可以在对抗祖国统一的道路上放心大胆地走下去而不必有任何顾忌。

其实,建立在如此判断基础上的政策制定不仅浅薄无知,同时更是对台湾民众命运的不负责任。近七十年前,中国刚刚结束长达一个世纪的持续战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综合国力较之美国何止是霄壤之别;但经过全国解放后的多方面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较之当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与美国之间所存在的差距则更是大为缩短。过去,为新生的共和国不被扼杀,中国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兵朝鲜,而在如今能力已完全具备与任何强国打一场全面战争的能力的情况下,其又焉能不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而阻遏“台独”并走向统一?!

坦率而言,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的台海战争之所以始终没有启动,并不是因为中国在某国可能干预的压力下而不敢轻举妄动,而是对台湾民众切身利益的维护才是大陆在对台动武的问题上投鼠忌器的根源所在;然而,如果自己的国土面临着被分割或两岸统一的目标因台湾当局的坚决抵制而迟迟不能实现,那么,即便让中国再接受一场比朝鲜战争更残酷、破坏性更严重的由两岸内战演变成中外之间的新战争,中国都不仅将坦然承受,而且有充分的信心实现既完成统一大业同时又有效抵御外来干涉的既定目标。抗美援朝的积极意涵适用于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