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0后文学你怎么看？文学界的代际冲突
代际冲突是指两代人因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差异而结成的矛盾关系。
如果你是文学爱好者，你对中国当代文学怎么看？对80后文学 怎么看？看到这样一篇报道，觉得蛮有意思，转载下来。
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代际问题的考察，往往集中于研究某个年龄段的作家及其写作的代群特性。广东省某高校还 成立了“80后”文学研究中心，一些与日俱新的学术著作和当代文学史教材，更是将每10年一个周期的代际更替总结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一方面，研究者极 力强调属于同一代群的作家的共同特性，他们被视为同一时代的孪生子，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精神基因，代群的文化烙印似乎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自我” 和“个性”囿于代群的限制；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在考察不同代际间的关系时，总是强调其对抗的一面，即下一代是上一代的反叛者，他们甚至于势不两立，深深 的代沟使他们难以实现真正的交流和有效的沟通。
“低龄潮”未优化文坛年龄结构要深入考察文学的代际关系，必须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如低龄化写作在很大程度上被媒体和商业话语所“挟持”，相关写手往往成为时尚的流星，并不将写作当做志 业。郁秀16岁时写成《花季·雨季》，被贴上“天才少女”的标签；韩寒高一时因《杯中窥人》问鼎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迅速走红；春树17岁时写成《北京娃 娃》，一鸣惊人；蒋方舟7岁时开始写作，13岁时已出版《打开天窗》、《正在发育》、《青春前期》和《都往我这儿看》等个人作品集；年仅6岁的窦蔻出版了 《窦蔻流浪记》；边金阳在9岁时写成了长篇幻想小说《时光魔琴》，“中国的《哈利·波特》”的金字招牌先声夺人，在书市上出尽风头。值得警惕的是，书商与媒体在宣传和炒作时，总是反复强调低龄写作的天才特性，似乎写作者的年龄越小其作品的含金量就越高，并利用这种反差来激发读者的猎奇心 理。其实，这些所谓的青春写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出版流水线催生的“早产儿”。只要仔细阅读这些文本，不难发现大都有背语录、掉书袋的趋向，作者借此炫 耀自己的渊博，而其天马行空的想象，从反面看也是为了掩饰自己现实经验的贫乏。青春写作之所以能风行无阻，有一个常被忽略的深层原因是：苦心孤诣的家长对 打造“天才”儿女的强烈渴望。从多种国民阅读调查的结果看，中国阅读量最大的群体是不同层次的学生，媒体格局的急剧转变和不断增强的工作压力，使成年人的 阅读量呈逐渐下降趋势。在吸引同龄读者方面，青春写手无疑拥有声息相通的天然优势。低龄写手的不断涌现，并未优化中国文学写作者群体的年龄结构。因为低龄写手深陷商业陷阱后，常常成为过眼云烟，转瞬即逝。由此，在更广阔的时空结构中，“老 化”和“低龄化”并存成为中国文坛的怪现象：纯文学作家年龄的“老化”和商业写作写手的“低龄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 一方面，纯文学作家的成长本来就比较慢熟，但纯文学与商业写作的界限已愈来愈含混，新生的作家对于速成速效的商业写作法则的驾轻就熟，已使他们对需要长时 间积累的深度写作模式缺乏兴趣，也难以驾驭；另一方面，纯文学的“老化”和商业写作的“低龄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学生态长期缺乏多样性的典型征候。多代并存是文学常态在讨论代际问题时，不少研究者设定的逻辑是单纯的取代与退出模式，即新一代浮出水面后，老一代就“武功尽废”。这种先入为主的观点显然把文学发展简单化了。事实上，多代作家并存是文学常态，且老新一代作家间也并非只有压制与反叛，文学史上从不缺乏先辈作家倾力提携年轻作家的佳话。埃斯卡皮基于统计分析提出： “当上一代的主力军超过40岁，新一代的作家才会冒尖。当有地位的作家的声望逐渐减弱，开始承认年轻作家的压力的时候，即从平衡出现的时刻起，群芳斗艳的 局面似乎才会到来。”也只有几代并存的作家在多元互动中共生共荣，文学才能真正出现众声喧哗、百家争鸣的健康生态。如果文坛上一直呈现出两代主力作家二元 对抗的模式，那么，文学发展容易出现两极振荡的恶性循环。两代作家之间相互看不顺眼，凡是对方支持的就是必须反对的，艺术标准就会被意气所绑架，文学生态 就易失衡。另 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是，中国现当代作家艺术生命普遍短暂，作家个体写作普遍缺乏可持续性，必然导致文学整体发展格局也缺乏可持续性。文学队伍过于迅速的世 代交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少作家的未老先衰。也就是说，不少作家虽起步较早，但其文学年龄却较为短暂。中国现当代文学之所以会呈现为事实上的青年文学史 的格局，这与作家艺术生命的普遍短暂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恰如贝多芬所言：“获得名声的艺术家常受名声之苦，使得他们的处女作往往成为最高峰。”中国现当 代作家普遍未老先衰的根本性原因，就在于不少作家成熟过快，为了进入主流而趋同，有意识地强化自己写作的代群属性，在小圈子的归属感的束缚下，满足于世俗 的成功，迅速丧失了创新精神。文 学新人的成长过程，就像庄稼的生长过程一样，要经历播种、发芽到开花结果。对文学新人的过度关注，一如给庄稼施用过量的生长激素。像所谓的“70后”、 “80后”、“90后”在成长过程中，就遭受到强劲的商业话语的全面渗透，艺术不再是衡量文学的核心准则，资本化、时尚化与娱乐化的生产机制将作家与作品 包装成文化资本，其目标是讨人欢心，以引起最为广泛的注意。随着90年代大众传媒的繁荣，炒作文学成为一种时尚，为了发挥集团作战的声势，媒体与批评界在制造文坛新热点时习惯以“代群”作为基本单元。面对这种文学 “气候”，作家们为了不被冷落，就尽量避免成为独自作战的散兵游勇，为了进入文学的主流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创作个性，潜在地表现出一种趋同倾向。似乎只有被 纳入某一代群，尤其是被视为某一代群的代言人，才意味着文坛地位的获取与巩固。不幸的是，本来就淡薄而脆弱的艺术个性，在代群的挤压中快速碎裂。他们在集 体亮相中成为一时的焦点，又在集体退场中被快速遗忘。正如王蒙所言：“分代我一点也不反对，如果单纯地用年龄用经历划分作家，我觉得这本身的幼稚性比用观 念划分作家还要廉价。第四代人是最新的人，他们有最新的观念、最新的艺术方法，第一代老了，所以过时了，第二代人正在过时，第三代人一半过时，一半不过， 第四代方兴未艾，这样来划分就更可笑了。”多样性有助于文学生态平衡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文学生态的角度看，不同年龄段的作家应相互尊重，共同建构文学的多样性，而同一年龄段的作家尤其应避免审美上的刻意趋同，否则，过度的雷 同化会限制主体对审美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探索，画地为牢，在“代”的陷阱中越陷越深。生物多样性是保持生态平衡的关键，文学的多样性也是文学在充满活力的 多元激荡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组织生态学》一书中，汉南和弗里曼尤其强调组织的多样性的重要意义，认为：“对于社会而言，每当未来显得不确定时，预留的变通形式就显示出其价值。一个 仅仅依赖为数不多的组织形式的社会只能繁荣一段时间；一旦环境出现变化，这样的社会将面临严峻的问题，直到现存的组织被重塑，或者新的组织形式被创造出 来。重组的代价很高，而且可能根本无法工作，因为这威胁到组织内部的强大联盟的利益。依靠新组织也是一个难题，因为这样的组织是脆弱的。因此，适应新条件 的过程会非常漫长。一个拥有高度的多样性的系统能够较好地控制一些形式，使之在应对环境条件的变化时，做出合理的、令人满意的工作。”文学的持续发展和繁荣，需要保持文学组织和作家代际关系的多样性。不同文学代群间的压制与冲突，并非完全是负面因素，反而对保持文学的多样性，保持文学的竞 争状态，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年龄因素不能被过度放大，更不应被过度诠释。一些被媒体和文学界人士归结为文学的代际问题或年龄问题 的文学现象，若从文学与时代、社会、文化的深刻联系的角度进行解释，可能更贴切、更合理，也更具针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