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之后，我一句“再见”，说了整整五年

你走之后，我一句“再见”，说了整整五年

至亲的死亡，是每个人一生都会遇到的功课。但我们很少人能上好这堂课。

因为，我们往往都不愿意去学，也永远都学不会如何好好地告别！

但在台湾，有这样一位女孩，她以一本书、一部电影，不仅完成了与父亲的goodbye之旅，还让2000万台湾人一起参与到这场告别中，让压抑多年的悲痛，最终在欢笑与感动中，落幕！

她叫刘梓洁，一个喜欢自称为“写字的人”，而不是“新锐作家”、“年轻女作家”之类。

走出至亲去世带来的悲痛，需要花多长时间？

1年、2年，还是3年……刘梓洁说：“整整5年！”

2005年，农历八月十六，月圆人团圆后的第一天，刘梓洁的父亲却离开了人世。

从那天起，思念、悲伤一直缠绕于刘梓洁，虽不外显，却因深藏而更难走出。

父亲七日之丧结束后，刘梓洁回到了她的城市。

这场死亡的告别，随着“七日”仪式的喧哗与荒诞的结束，也变得很轻很轻。

她甚至轻猫淡写地跟朋友说：“诶，忘了跟你们说，我爸挂了。”以及：“没关系，我会经常忘记。”

是的，父亲的逝去，在她忙碌的生活里，轻得了无踪影，好像被忘记。

只要不刻意想起，就不曾发生，一如往常。

几个月后的一日，她坐在香港飞东京的飞机上，看到空服员推着免税烟酒走过，突然，她不经大脑任何理性信息过滤地，天然地想：回台湾前记得给父亲买一条黄长寿。

这个下意识的念头，只有短得连掐秒表都不用的半秒钟，却让她足足哭了一个半小时。

这时候，她才发现，父亲的去世其实很重很重，重得她完全迈不出这个悲痛圈，哪怕只有小小的一步。

这因压抑许久而瞬间如山洪暴发般猛烈的悲痛，就是获奖作品《父后七日》的结尾。

2006年，刘梓洁以文字的形式，像“暴露狂”一样暴露了她的“父后七日”，短短4000字的散文，却一举获得《自由时报》林荣三文学奖首奖，被誉为“开辟了散文的全新版图。”

不曾想，这短短4000字，她却写了整整一年。这一年，也是“第一年”。

为何一篇短文的写作如此漫长？

除了写一点，就坠入一次悲痛的深渊外，更重要的是——

刘梓洁决定一反窠臼，以黑色幽默笔法来表达丧父之痛，文中，“七日”间各种夸张、反复的民俗殡葬仪式，极尽荒诞戏谑之意，完全跳脱你所能想象的亲情写作。

为什么这么写？

她说：“家族中的搞笑因子就存在她的血液中。”

父亲在世时就爱说笑话，还常开玩笑要把自己的笑话投稿到报纸发表。与此同时，爷爷压抑的个性，也流于她的血液中，这种压抑才让她选择以写作为悲伤的出口。

因此，引发热评的散文《父后七日》中，她以嬉笑怒骂的方式转化、疗愈悲伤，绕过所谓的“文艺腔”，不恶心、不矫情。

她确实做到了她的文字标准：好看、好笑。即便这是一出常理中的悲剧。

很快，《父后七日》这篇散文，迅速在网路传开，一下子，这个虚拟世界，却因为这场“貌似的喜剧”，泪水浩劫。

这也印证了刘梓洁的那句话：“并不是悲伤的东西讲得好笑的就不悲伤。”

此后，台湾出现了一连串如“母后一年”的写作风潮。这是“第二年”。

2008年，导演王育麟找到了刘梓洁，提出了将《父后七日》改编成电影的想法。

因为“拍一部片子给父亲”这个单纯的目的，他们俩一拍即合。

当然，刘梓洁也有私心。

她说：“写文章，希望大家看了好笑，结果大家都觉得很好哭。”因此，她想通过电影的再创作方式，弥补“太好哭”的遗憾。

于是，刘梓洁决定打破原始文本，放弃自传意味，以电影观众为主，做到好看、好笑。

从人物设定开始，她不再拘泥于完全遵照自己的家庭与亲身经历，而是另辟鹰架，这相继延伸而出的新架构，反倒更生动地映写了丧葬的百态仪式。

但这次改编，她又一次经历了割舍与挣扎。这是丧父之痛的第二次创作。

她小心翼翼地私密地建构另一个关于“父后七日”的世界，写好后，才开门，邀请剧组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