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才能对得起我的女儿

　　8年前的一天傍晚，我正在北京召开办公会，妻子从扬州打来电话，说女儿上吐下泻，肚子疼得满地打滚。凭直觉我就知道问题很严重，因为孩子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病过。老师们听说后立刻劝我坐飞机赶往扬州。我还在犹豫，因为会议由我主持，但大家已经七手八脚把我推到门外，说缺了我他们照样能够把会开完。我驱车赶到机场，希望赶上8点20分飞到南京的飞机，结果差了几分钟，只买到了8点半到上海的机票。我匆匆飞往上海，一路上只恨飞机飞得太慢。

　　飞机落地已经10点半。我赶快打电话给妻子问孩子的病情。她告诉我孩子是腹膜炎。腹膜炎一定是由其他更严重的病症引起的，例如阑尾穿孔，或者胰腺炎等，不过医生还没有查出来背后的病症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病症，一定要立刻动手术，否则就有生命危险。我听了以后浑身发冷，给我认识的全部医生打了电话，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他们都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刀子。我担心扬州的医疗技术相对落后，想把孩子转到上海治疗，却被告知时间已经不够了。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晚上的公路上到处都是大卡车，东倒西歪挤满了车道，我们的车只能在汽车的缝隙里穿行，从沿江高速到江阴大桥到京沪高速再到宁通高速，经过三个小时的奔波，终于在深夜一点半赶到了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还在做手术前的准备，女儿还没有被推进手术室，在病床上打着点滴。

　　一见到我，孩子眼泪哗哗直流，非常痛苦。我赶紧抱着她说：“没事，不要害怕，有爸爸在，什么都不用怕。”而我自己心里的感觉却像掉下了悬崖一般。医生说还是没有确诊到底是什么病，只能开刀先检查再说。我在手术书上签了字，女儿被推进了手术室。我真想在手术室里陪着我女儿，但医生不允许我进去。

　　手术室的门在我面前重重地关上。

　　我们坐在手术室前的房间里等待，心在嗓子眼里打转。半个多小时后，护士出来告诉我们，病因找到了，是阑尾化脓，由于比较严重，手术时间需要长一点。凌晨4点，在两个小时的手术后，孩子被推出了手术室，由于全身轻度麻醉，还处于昏迷状态。看着孩子苍白但已经变得安详的脸，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把孩子抬到病床上，给孩子接上氧气挂上点滴，我坐在床边，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意识到孩子对我的生命来说是如此重要。

　　我欠女儿太多。

　　1995年她出生时，正是新东方开始蓬勃发展的时期，我很少有时间在家里，每天都是她没醒来我就出去，她睡着了我才回家。1998年她和妈妈一起到了国外，离我更远了。尽管每年我都努力多去几次国外，但几乎每次都是一个星期不到就回了国。

　　2003年，新东方在扬州建立了以中小学教育为主的外国语学校，我立刻和妻子商量，把她们接到国内，让孩子到新东方上学，这样我可以事业家庭两不误。没想到接回来后，我更是一头扎进了新东方的事务，见到她们的时间比在国外还要少。我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挣扎，希望能够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但结果还是被新东方的事务劈头盖脸地淹没。幸亏孩子很懂事，每次回家都和我很亲热，只要一听说我要回家就常常兴奋得睡不着觉。

　　曙光从医院的窗户里透进病房，我静静地坐着，等待着孩子从昏迷中醒来，心里充满了内疚。我一定要让她醒来的第一眼就见到我，然后告诉她，爸爸会一直陪在她身边，直到她病好；告诉她爸爸以后会挤出更多时间和她在一起，再也不会把她和妈妈孤零零撂在一边；告诉她新东方对于爸爸很重要，但她对于爸爸更重要。我会拿起她最喜欢的故事书，把一篇篇故事读给她听，跟她一起分享故事中的悲欢离合，回答她所有稀奇古怪的问题；然后我会放下书，和她一起倾听窗户外的树林中传来的一声声鸟鸣，在鸟鸣声中体会生命的互相呼应。

　　早上8点钟的阳光洒进了病房，女儿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看到我在旁边，苍白的小脸露出了让我心疼的微笑。她看了一眼窗外的阳光，拉着我的手又安宁地睡着了。

　　我已经一天一夜没有睡觉了。趁着女儿睡觉的工夫，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扬州校园的家里。推门走进书房，发现书桌上放着一张女儿制作的没有完成的卡片。走近一看，卡片左边画了一只眼睛，中间用剪刀剪了一个心的形状，空白处涂上了一圈圈红色，右边写了一个大大的U字，三个图案用英文解释就是I LOVE YOU（我爱你）。在卡片的上方，女儿用粉红色的笔歪歪斜斜地写了一行英文字：Happy Father"s Day（父亲节快乐）。

　　我一下子明白女儿是在为我制作卡片，突然想起来明天就是父亲节，而我女儿是在制作这张卡片的时候发病被送到医院的。我呆立在房间里，凝视着这张卡片，眼里充满了泪水，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